2019-09-28
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习近平
路遥，本名王卫国，出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在《人生》发表后，路遥的人生突然变得“戏剧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这种变化的看法：
我绝不可能在这种
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
长期满足
——路遥写给弟弟王天乐
(1991年冬)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
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要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动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
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经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
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黑夜，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路遥的《人生》在全国获奖了，但他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还是四弟王天乐（当时《陕西日报》记者）给借的。
路遥（右）在陕北农村走访
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王天乐曾经回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情景：“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这样的生活确实有些“戏剧化”。
虽然在信的结尾，路遥问出了“那么，我该怎么办”，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有了答案，并且马上投入了新一轮的思考与创作中。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路遥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发改革先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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