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11
在我心中的排行榜上，有两部小说并列第一：一部是《红楼梦》，一部是《围城》。
第一次读《围城》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书是邻居搬家后留下的，灰蓝色的封面上只写着“围城”和“钱钟书”五个字，非常不起眼。可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它，从此爱得一发不可收拾。
01
当时读这本书其实什么都没读懂，只是仗着青春期少年对语言天生的敏锐感，毫不费力地记住了书中那些“精致的淘气话”。
当时，《围城》（里的这些连珠妙语）成了我随身携带的游乐园。我的脑子自说自话地练就了一个技能，它会把我看到听到的一切，自动地和《围城》里的句子关联起来。
比如，老师上课，我发现居然用的是通用教材，我便想到，这个老师显然离名教授还有一段距离，因为他还没达到著作当讲义的阶段。
听见男同学和女同学斗嘴，男生忿忿地说：“好男不跟女斗，我是让你三分。”于是我脑中自动注解：他说的三分不是三分流水七分尘的三分，是天下只有三分明月的三分。
大街上看见穿着热裤露脐装的小姐姐们在挑选熟食，我想她们这是在同业考察，又想到自己正在瞻仰局部真理，千万不能错过学习的机会，于是目光也就有了底气。
据说快乐需要分享，可我从不把这些心思说与旁人，独自享受着只属于我的快乐。只是有一次犯了错误，老爸问我还会不会再犯，我本来一脸诚恳，双眼含泪，说“那不会，那不会”。突然想到赵辛楣问方鸿渐孙柔嘉会不会未婚先孕。
鸿渐没料到辛楣又回到那个问题，仿佛躲空袭的人以为飞机去远了，不料已经转到头上，轰隆隆投弹，吓得忘了羞愤，只说：“那不会！那不会！”同时心里害怕，知道那很会。
实在忍不住，噗嗤笑出声来，结果讨来一顿好打。这个账我自然不会和钱先生算，但作为过来人，我想提醒一下读《围城》染上“痴气”的小伙伴们，闷声大发财，没事偷着乐。
02
一直以为自己对《围城》已经足够熟悉了，不会再有兴趣翻开它重读了。可最近在读了一连串外国文学之后，想换换口味，最终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围城》。大概是对书中的噱头足够熟悉，这次重温，我拍案捧腹的次数少了，惶恐感慨的时候多了。
《围城》中大概只有两个半正面形象。男神自然是赵新楣，女神无疑是唐晓芙，男主方鸿渐只能算是半个正面，因为他“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剩下的角色无不丑态百出。
之前读书，最爽快的时候，无不是读到方鸿渐用尖刻的言语把他们的丑态，一一揭穿的时候。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李梅亭秀名片：
李先生回房开箱子拿出一匣名片道：“这不知道算得证件么？”大家争看，上面并列着三行衔头：“国立三闾大学主任”、“新闻学研究所所长”，还有一条是一个什么县党部的前任秘书。这片子纸质坚致，字体古雅，一点不含糊是中华书局聚珍版精印的。背面是花体英文字：“Professor May Din Lea”。
李先生向四人解释，“新闻学研究所”是他跟几位朋友在上海办的补习学校；第一行头衔省掉“中国语文系”五个字可以跟第二三行字数相等。鸿渐问他，为什么不用外国现成姓Lee。
李梅亭道：“我请教过精通英文的朋友，托他挑英文里声音相同而有意义的字。中国人姓名每字有本身的意义，把字母拼音出来，毫无道理，外国人看了，不容易记得。好比外国名字译成中文，‘乔治’没有‘佐治’好记，‘芝加哥’没有‘诗家谷’好记；就因为一个专切音，一个切音而有意义。”
顾先生点头称叹。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
当时对李梅亭这个猥琐吝啬的老色鬼鄙视到了极点。可如今重读，我居然在老色鬼身上看到了闪光。他那只大铁箱虽然狼坑，但的确是干货满满。
赵新楣说：有了上半箱的卡片，中国书烧完了，李先生一个人可以教中国文学；有了下半箱的药，中国人全病死了，李先生还可以活着。
虽然是讽刺，但未尝不也是事实。后来李梅亭勾搭妓女王美玉的桥段，之前看了直泛恶心，如今觉得出门在外，有个老司机，也不错哦。至于读到三闾大学里，衣冠楚楚的教授们拉帮结派，互相倾轧我似乎也能报以一丝无奈的宽容。
毕竟一切机关里，人总有人可替，坐位总有人来坐。人不肯坐椅子，苦了自己的腿，椅子空着不会肚子饿，椅子立着不会腿酸的。
03
既然我已经能够包容书中的小丑，对于书里的大神，自然也有了新的看法。
自从认识了唐晓芙，她便成了我衡量女孩的标杆。我并不会按图索骥地去测量眼前女孩的酒窝够不够标准，或研究她的牙齿够不够漂亮，只是在脑海中回味一下她有没有唐晓芙那样的气质。
结论当然是没有，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唐晓芙拥有的究竟是怎样的气质。如今我发现唐晓芙的美，并不是她主动表现出来的。她的美来自于她的无为。作为方鸿渐的众多交往对象之一，她没有耍过一点手段，也几乎没有违拗过自己内心的想法。
钱先生为唐晓芙耗费的笔墨并不算多，单独把她和方鸿渐的恋爱故事拿出来看的话，肯定平淡无味。但是，在苏文纨费尽心机向方鸿渐索吻的时候，在范小姐装腔作势借剧本给赵新楣的时候，在孙柔嘉千方百计透露出被陆子萧追求的时候，唐晓芙的可爱跃然纸上。
同样的，赵辛楣的一切魅力都来自于他的不争。赵辛楣刚出场的时候是一副乌眼鸡的嘴脸，处心积虑要方鸿渐难堪。这完全是因为当时的赵的心里有着苏文纨这个执念，当他放下苏文纨后，整个人顿时就完美起来。
可当他遇到了汪太太，心念一动，完美的形象就不复存在了。正所谓无欲则刚，人一旦有了欲念也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
所以说，被小伙伴们骂惨了的方鸿渐其实是个很可爱的人物。他想努力成为唐晓芙和赵新楣，但天生没有那么优越的条件。他的年纪不允许他像唐晓芙那样站在社会的外边隔岸观火，他的家世和能力，又没办法为他竖起一道赵新楣那样的防火墙。
他和其他人一样在滚滚红尘里挣扎，拽了别人的脚脖子，自己的良心隐隐作痛，手要是松一松，又立马被别人踩上一脚，呛个半死。
但是方鸿渐还是有自己的坚持，三闾大学这个浆糊桶不捣也罢，华美新闻社姓了汪，情愿在家吃软饭。我想，大家可以说方鸿渐没用，但千万不要把高年松的世故，韩学愈的阴险认作有用。
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没用的，有用的只是附加在他们身上的权力、财富和地位而已。
04
读者是如此钟爱《围城》，但《围城》却不是为读者写的。杨绛先生说：
自从一九八〇年《围城》在国内重印以来，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
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钱先生自己在《围城》序言里说：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不过，近来觉得献书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写《围城》平均每天写五百字。据说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也是“一天至多写五百字”。但和福楼拜四处征求意见不同，杨绛先生尽管是在第一时间读到《围城》的手稿，但是“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可以说《围城》自始至终都是钱先生一个人的《围城》，他和妻子分享，但并不让她参与其中，当然更不会献给她，遑论读者。
作为读者，能够得以一睹《围城》的风采已是万幸，称赞、批评都不是我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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