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02 作者：周昌义
木铎说 /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许刚出来时被不看好、被低估、被退稿、被误解，长时间颠沛流离。要相信好的作品不会因此而蒙尘，历经岁月的淘洗，留下的都是真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其中之一。
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当代》荣誉作家。曾任《陕西文艺》（今《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九六七年纪事》，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8年完成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并于1991年获茅盾文学奖。其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九六七年纪事》《在困难的日子里》分别发表于《当代》1980年3期以及1982年5期。2018年9月，其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难得多。平庸的作家会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而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般不容易。如果说创作还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
——路遥《作家的劳动》
习惯了被王者震撼，为英雄掩泪，却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归于平凡，归于平凡的世界。
——路遥《平凡的世界》
编坛新人去西安组稿
是1986年春天的事了。我刚当编辑一年，说好听些，是个编坛新人，其实是个毛头小伙，愣头青。路遥当时已经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连续两届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一个回乡知青高加林，家喻户晓。地道的著名作家，又是陕西作协主席——记忆模糊，有可能是副主席，还有可能是《延河》主编。反正我们俩放一起，不成比例，照说，力挺轮不到我，毁也轮不到我。
那年春天，我去西安组稿。在《当代》，我分管西北片，看西北五省区的稿件。不过，只是西北的自然来稿，不包括成名作家。成名作家都按习惯，由老编辑联系。我去西安，是奔着几个见过来稿，没见过真人的青年作者去的。所以，在西安，我先结识的是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几位。
陈泽顺是北京知青，在陕西出版社，后来编辑了《路遥文集》，写过《路遥生平》，很动感情。多年后回北京做了华夏出版社领导，有了一番作为。孙见喜是最熟悉贾平凹的作家，专写贾平凹，成了平凹专业户。赵伯涛的中篇写得真是好，后来在南下大潮中去了海南，从此销声匿迹，很是可惜。
如果把文坛比作江湖，中国作协则是一个总坛，各地区作协就是一个分坛。编辑去组稿，通常都应该先去拜访分坛主，以示尊敬，也求支持。如果分坛主本身就是作家，更求赐稿。在陕西，要论分坛主，贾平凹算一个，路遥也算一个。那些天，陕西省文联正开什么代表大会，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几位都是代表，就安排我参会。正好，贾平凹也在会上，自然就认识了。
《当代》有个传统，老编辑总是会告诫新编辑，编辑和作家，是作品的关系。作家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无关。所有作家，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有亲疏，也仅仅因为作品，和恩怨无关。拿陕西来说，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三大巨头，在《当代》眼里，绝对同样尊重。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当代》首发。贾平凹在《当代》上发表过一些中短篇，路遥的成名作就发在《当代》。
《人生》之前，路遥还有《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发在《当代》上。《当代》留有路遥写给老主编秦兆阳的一封信。信上说，自己这部中篇，已经被多家刊物退稿，寄给秦主编，是想请文学圣堂《当代》作最后裁决，如果《当代》也退稿，就说明它的确毫无价值，他就将其付之一炬。
《惊心动魄的一幕》，稿子先是刘茵看，再送秦老终审。秦老说，这个作者很有潜力嘛，立即请他来北京修改！路遥这部中篇，就是在《当代》编辑部改成的，吃住都在朝内大街166号的后二楼。改完之后，路遥感叹说，比初写还要费神。在《当代》发表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当代》还发表了路遥另外一部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是《当代》后任主编何启治责编的。旧事重提，只是想说，路遥和《当代》的渊源其实深过平凹和《当代》，我真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拜访他。没去拜访，没别的原因，就只是我的个人性格。2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从路遥开始，我从来就没去拜访任何已经著名的作家，从来没有。从来不会为了约稿去拜访著名作家。不是狂，是心理有缺陷。拜访甚至纠缠著名作家，争取他们赐稿，是编辑的基本功课。
当时有四大“美编”之说，就是四个著名的美女编辑，还有一些不是美女，但坚韧执着超越美女。当时有名的天津作家蒋子龙，就曾经遭遇两个女编辑抢稿，犹豫不决之时，去了一趟卫生间，桌面上的手稿就被人抢走了。20多年过去了，传说变成了历史，历史成就了传说。
编辑为抢稿各显神通
在我去西安之前，就有文联出版公司一位女编辑等在西安。她先去西安，是奔贾平凹的《浮躁》。不幸失手，没争过作家出版社。回到北京后，听说路遥有新作，再奔西安。我到西安的时候，她已经苦等了一个多月。据孙见喜他们介绍，手不离香烟，一张脸笼罩在烟雾之中。
那时候国家还不富强，创业阶段，编辑没现在好当，要抢稿，只能靠人情，甚至低三下四，死皮赖脸。想提密码箱，现钞成捆，不可能。传说中的密码箱抢稿，也太夸张了，而且是照江湖电影来夸张。这边指头蘸着白粉舌头上一舔，然后点头。那边咔嚓开箱，满眼钞票。好，买卖成交。严格说，这种场面很少。有这种魄力和权力的编辑不多，即使是在传说中，整个文坛，也就三两位。遭遇过此等场面的作家，我能够落实的，也就阿来。
话说回来，无论是趁蒋子龙上厕所抢走手稿，还是把现金拍在阿来面前，从工作上说，都是很职业的编辑。竞争激烈，编辑难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我说我从来不拜访著名作家，更不会参与抢稿，不是自夸，更不是鄙视同行。恰恰相反，我对他们心怀敬佩。
人家能够忍辱负重，我做不到，做人我就没人家坚韧。以工作论工作，我更是不合格的编辑，因为这使得我从业20多年，都成资深老油子了，还从来没拿到过著名作家的作品。
不过，这倒有点《当代》风格。很多《当代》的读者感觉到，《当代》发年轻的不成名作者稿件多，发著名作家稿件，也不能说不多。关注无名作者，是《当代》的一贯传统。对著名作家关心不够，是我们这一届编辑的缺点。说白了，我们这一届编辑，没有抢稿件的能力，作家一旦著名，有三两个编辑簇拥，我们就知难而退了。
那次如果是主编副主编去了，他们会相互拜访。以我当时的身份，不够拜访名家的资格。当时，陕西省作协有位副主席，外国文学方面修养很高，温文尔雅的。我在西安的食宿，就是他安排的。是他告诉我，路遥新写成了一部长篇，问我有没有兴趣看。我说，当然有兴趣拜读。记不起我当时激动没有，现在想来，应该很激动。我去西安，原本只希望和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聊出一两篇中短篇，突然得到路遥的长篇小说，那不是天上掉馅儿饼？人家女编辑苦等了一个月，都没给看，我刚下火车，就问有没有兴趣。我是应该欣喜若狂的。
作品完稿时，作家最脆弱
稍微有点名气的作家，都忌讳把稿子寄给编辑部，哪怕是寄给主编。通常他们会写信或者电话（那会儿电话不普及，长途电话算奢侈品）告诉编辑部，问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能不能派编辑前来？寄给编辑部，虽然编辑说是赐稿，但寄的过程是投稿，总有点投靠的意思，感觉总有些屈尊。要是编辑上门，那是出版社和刊物来抢稿，至少是讨稿。感觉大不一样。这是在试探掂量。如果编辑不愿意上门，那说明出版社和刊物根本就不重视。既然你不看重我，我也就不需要投稿，自讨没趣了。谁都希望自己的心血交给看重它的人。这不是装孙子，是自我保护。
作品完稿的时候，是作家最脆弱的时候。辛辛苦苦，呕心沥血写完，说是心力交瘁，一点不夸张。看着手稿，却不知优劣，不知生死，不知成败。茫然四顾，孑然一身。是作家都一样。越著名越困难，越脆弱。小作者完稿之后，信封一装，送邮局就是。有认识的编辑，写上编辑大名;没认识的编辑，写上主编的大名；最普及的，写上编辑部的大名。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一分钱邮费不花。
你看得上，我高兴。看不上，退稿给我，给我份手写体的退稿信，我就当宝贝珍藏。总之，小作家投稿，没有心理障碍。著名大作家就不一样，他经不起退稿，丢不起这个人，比脸面更重要，就像当妈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身体极度虚弱，一点风寒，就可能留下终生毛病。所以，我还得重申，这与作家人品无关，与装腔作势无关。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人群，都有自己的软肋甚至死穴。作家的职业软肋之一，就在完稿之时。
《当代》的老编辑像刘茵、章仲鄂、何启治、朱胜昌等，都是著名编辑，他们给我们的教导，都是要体谅作家，维护作家，帮助作家。
《当代》这么多年，一没美女编辑，二不趁人上厕所抢走手稿，三不提密码箱拍现钞，能够发表那么多好作品，不是没有道理的。路遥要是直接给秦老写封信，《当代》会派一个老编辑，有可能是个副主编，领着我这个小编辑直奔陕西，直奔路遥家门。陈忠实的《白鹿原》写好之后，就给《当代》去了信。
以陈忠实当时的名气，远不如路遥。我记得大家在朝内大街166号掂量，都不敢抱期待，不认为陈忠实一定能够写出一部好的长篇来。但还是决定，派人奔赴西安。是为了拿到好稿，但不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当代》发行量五六十万册，不考虑经营问题，内部管理也还是大锅饭，没有奖金差别。那些老编辑不管以什么方式组稿，都为的是编辑的荣誉感，比我们现在真的更崇高。
那些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刊物产生影响，读者还不习惯直接阅读图书，所以作家都寻求刊物发表。还有，作协那位副主席，是个好同志，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时，对路遥有极其充分的保护。他说，路遥新作没给《十月》《收获》，也没给《当代》的领导，是为了寻找知音。之所以问及我，是认为我会是路遥作品的知音。
副主席说，路遥新作，是写底层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遥相信我能够理解，因为我也出身底层。尤其重要的是，路遥新作写有煤矿生活，而我，恰好就是矿工子弟。路遥一生都在贫困中生活，陈泽顺的《路遥生平》一文中讲述了一件事，说路遥的穷，不是一般的穷，是穷得连内裤也没得穿。他到了《延河》编辑部工作以后，有朋友去看他，他起床，不敢直接从被窝里爬起来。因为他光屁股，必须要在被窝里穿上长裤才能起床。
我自己十几岁就当民工，抡大锤，打炮眼，拉板车，抬石头，什么苦都吃过。跟路遥也有的一比，都是苦孩子。这么一说，路遥把《平凡的世界》给我看，真是托对人了，你怎么会毁人家呢？
副主席还有一席话，说路遥还有一些希望。如果《当代》要用，希望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苛刻吗？不苛刻。有的作家还会有“一字不改”的要求。和副主席谈过之后，当天下午，在陕西作协的办公室里，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地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
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30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啰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
因为读不下去，所以退稿
再经典的名著，我读不下去，就坚决不读。就跟吃东西一样，你说鲍鱼名贵，我吃着难吃，就坚决不吃。读书跟吃饭一样，是为自己享受，不是给别人看的。无独有偶，后来陈忠实的《白鹿原》，我也没读下去。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也没再读。
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应该那么质朴，这本来就是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价值所在呀！可惜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
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我们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阅读节奏，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喘口气都觉得浪费时间。这不是开脱，是检讨自己怎么会铸成大错。
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住到煤矿，每天写作通宵达旦，然后睡觉到下午。路遥有回忆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早晨从中午开始》。写完之后，就像大病了一场。妻离子散没有，呕心沥血的确。所以，我不可能对他说我根本就看不下去。我只能对副主席说，《当代》积稿太多，很难满足路遥的三点要求。
出差前，我就知道，正发稿和待发的长篇不少。我例举给你听:张炜的《古船》、柯云路的《夜与昼》、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
以当时的眼光看，都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值得期待。就算《平凡的世界》被看好，也不可能保证头条和几号大字，更不能保证全文一次刊登。路遥三大要求倒是退稿的好理由，这就不用说你看不下去了，还给路遥留了面子。
严格地说，不是我给路遥留面子，是路遥给我备好了台阶。很多著名作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并不一定非要实现，而是特意给编辑退稿准备台阶。避免编辑难办，大家难堪。
要不然，只好说看不上，说不够发表水平，那就太残酷了。很多时候，表面过分，其实厚道。创作《平凡的世界》的作家，就不该是提过分要求的人。
退稿的时候，如果是无名作家，我们肯定就再见面了，我一定会把我的感受如实地告诉他，希望对他有所帮助。路遥是著名作家，轮不到我帮助，他要不主动听我的感受，我不会找上门去，自作多情。那位副主席希望我千万要保密，对文坛保密，对陕西作家尤其要保密。那是应该的，稿子被你一个小编辑随手就退了，传出去怎么也不好听。
我在西安期间，还真有人不时问我一句：看路遥的稿子吧？那神情，有时会感觉古怪。
路遥创作这部长篇，费时多年，应当是陕西文坛的一件大事，受大家关注很应该。可我的感觉是问及这事的作家都不看好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遥在《人生》之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要泄密出去，会有人幸灾乐祸吗？不会有这么严重。尽管到哪儿都会有文人相轻，到哪儿也都会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怜。
当时陕西有贾平凹和路遥两杆旗帜。贾平凹鬼才横溢，无人能学。路遥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他和大多数陕西作家有相同的创作路数。他的成功和失败都会对陕西作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大家也不会盼着他失败。
陕西地处西北，远离经济文化中心，远离改革开放前沿，不能得风气之先。想要创新，不行；想要装现代，不行；想要给读者思想启蒙，更不行。所以，那些年，陕西文坛面对新知识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个文坛，都感到自卑。8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陕西恰好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也该承担起现实主义的自卑重担。一是在陕西文学最自卑的年代，二是在路遥最自卑脆弱的刚完稿时候，我那一退稿，的确很残忍。
可惜我一个毛头小伙，愣头青，哪儿有这么心细。我退完稿，出门逛街，看上一辆有铁丝网还有轱辘的婴儿床，向孙见喜他们借了钱，高高兴兴买到手，扛上火车，就去了成都。当时我闺女她妈身怀六甲，我正准备给我闺女当爹。
回《当代》遭到最高级别的批评
回到《当代》，好像还有些得意，因为自己替领导化解了一道难题。那时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是朱盛昌，我们叫他老朱。老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你应该把稿子带回来，让我们退稿。那样，对作家也好些。老朱是个厚道的人，不过，我还是扪心自问：我怎么忘了带回北京，让领导处理呢？这么著名的作家，我怎么就这么擅自处理了呢？退稿之前，我怎么不打长途电话回编辑部请示领导呢？路遥说是给我看，其实是给《当代》看，我怎么就擅自代表《当代》了呢？别的老同志，像刘茵、老何、老章他们，知道这事儿以后，也都提醒我，应该把稿件带回来，让领导退稿。在《当代》，提醒几乎就是最高级别的批评了。
我在《当代》错误不少，有些还是政治错误，连提醒都很少遭遇。《当代》的老同志，都习惯言传身教。
《平凡的世界》的倒霉，还没完。听老同志的批评，我还感到点欣慰。老同志们批评的仅仅是退稿程序，没有人说不该退，只是说不该由我退。1986年的文学期刊，包括“四大名旦”，都已经开始长达20年的漫长衰退期。
《花城》因为地处边远，危机感比《当代》《十月》《收获》都强。他们的编辑组稿愿望非常强烈，为作家提供的服务也特别周到。打个比方，他们常常把作家请到广州，住当时最豪华的白天鹅宾馆。不是住三天两天，而是三月两月，住里面写小说。《花城》不拥天时，不占地利，只好努力寻求人和。
当《花城》编辑，注定了一个命运：比《十月》《收获》《当代》付出多，收获少。无论他们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给他们的稿子，多数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有好稿子，作家还是要留在京沪，住白天鹅宾馆也不管用。作家不论个人性格如何，品行如何，在作品问题上，通常都是“势利”的，就跟家长总恨不得把孩子的脑袋削尖了去钻名牌学校一样，作家也希望给自己的作品寻求更有影响力更有话语权的刊物。
整个中国文学包括期刊，都开始了边缘化进程，而地处边缘地区的文学和期刊理所当然是在边缘化的前站。正在经济中心化的广东也不例外。《花城》同行的努力，其实是在同边缘化的命运抗争。那些“势利”的作家，应该是先于我们感觉到了《花城》的边缘化命运。
《花城》从《当代》得知路遥有长篇新作，他们的新任（副？）主编谢望新，立刻从北京飞往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广东，很快就刊登。而且，很快就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雷厉风行，而且轰轰烈烈。那时候，《花城》和《当代》的关系很亲近，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也亲近。
《平凡的世界》的研讨会，就在我们社会议室开的。很多《当代》编辑都去了。我没去，但不是没好意思，多半是因为没受到邀请。如果邀请到我们小编辑层次，会议室需要扩大两倍。我记得散会之后，老何率先回到《当代》，见了我，第一句话是说，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哇。听了这话，我松了一口气，还不止松一口气，《花城》发表了这一部曲之后，居然就没发表以后部分。后面部分居然就没了音信，几年以后，才在《黄河》上登出。
《黄河》好像是山西文联或者作协的，比《花城》还要边缘啊。有传说，在《黄河》上发表也不容易，也费了不少周折。对路遥，对《平凡的世界》，算不算落难？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是1990年评、1991年3月9号颁发的。
那是评价最低的一届茅盾文学奖。比较起来，《平凡的世界》还是获奖作品中最好的。我知道有一种传说，说路遥得到的奖金远不够到北京的活动支出。
注意这个传说背后，其实是路遥的悲凉。要知道，路遥在世的时候，所得稿费可以忽略不计，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本不可能拿出什么活动经费。就算他真的拖着病体在北京活动过，也不是他的耻辱。要知道，别的作家活动茅盾文学奖，听说都不用自己掏钱，都由地方政府买单，一次活动经费要花很多。
即使在谣传中，路遥的所谓活动，也是微不足道，只能衬托出路遥的悲凉。实话说，当我听见那些传说的时候，我也是欣慰的。路遥就在那些传说中突然去世了。路遥是死于肝病，陕西的朋友说起路遥，都叹息他的心事重，他的病跟他压抑的性格有关系，跟他的心情有关系，他的心情当然跟《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有关系。
路遥英年早逝，《平凡的世界》迎来转机
路遥就这一部长篇，如同《白鹿原》耗尽了陈忠实毕生功力一样，《平凡的世界》也耗尽了路遥毕生功力。《平凡的世界》一生坎坷，路遥没法高兴。
假如我当初把稿子带回《当代》，假如《当代》分两期刊登，人民文学出版社自然会出书，自然会送选茅盾文学奖，同样会得奖，而且不会有活动的传说。就算要活动，也该是人文社出面。我不知道外界怎么传说的，据我所知，人文社都不活动。这么说很难让人相信，甚至会让作家失望。
但我敢保证，我们“周洪”成员——包括洪清波、脚印——参与责编的那些获奖长篇，比如《尘埃落定》，比如《历史的天空》，都没有所谓的活动。假如我当初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北京，真有可能一帆风顺，而且堂堂正正，路遥的创作心境和生活心境都会好得多。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命运是天定的。我老周也是受天意指使。说来很残酷，上天给了《平凡的世界》转机，但这个转机却是路遥的英年早逝。
在路遥逝世之前，《平凡的世界》1988年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然后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广播过，已经很火了。那是耳朵的感受，不能代表眼睛的感受。小说是写给眼睛看的，要看作品在图书市场的反应。因为路遥的去世，才带动《平凡的世界》的销售。
当时，我还真有这样的想法：人都死了，还不让书火一把？问题是《平凡的世界》不止火一把，它成了长销书。后来，我们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版权买到手，现在还时不时重印。
我感觉路遥的性格，是不善于和人交往那类，决定了他不会有很多朋友。《平凡的世界》的长销，就不可能是文坛什么人两肋插刀的结果，而只能是它本身的力量决定的。
一部作品，颠沛流离，20年以后还在走好，没有力量能行吗？我承认不承认，事实也摆在那儿。而且，20年前，我这个刚进北京不久的外省青年被路遥引为知己，那是路遥的误会。但在今天，无数和我当年一样的外省青年，真成了《平凡的世界》读者，成了路遥的知己。坦白地说，《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经典读本。
前不久，出差去外地，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下决心带了《平凡的世界》读，突然发现，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啊，不难看啊！当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文学的价值在于启蒙。20年过去了，文学启蒙的任务也过去了，价值标准也不同了。现在的文学，注重体验；现在的作家，有机会平等地讲故事了；现在的读者，有心情心平气和地感受人物的命运了。
作为编辑，退掉了茅盾文学奖，退掉了传世经典，怎么说，也是错误，怎么开脱也没用。当然，我也不后悔，后悔也没用。我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得犯同样的错误，不可能更改。当然，除了星移斗转，时过境迁，我个人的阅读习惯也顺应了潮流。当年毛头小伙，心浮气躁，如饥似渴。现在老了，知道细嚼慢咽了。
《平凡的世界》最早的版本是1986年文联出版公司的，责编是一个姓李的编辑，是那位在西安苦等了一月的女编辑，她后来写有文章，说拿回到出版社以后，也还遭遇了不小的麻烦。领导也缺乏信心。领导知道《当代》和人文社曾经退稿，就更缺乏信心。当然没有点名，她在文章中只说“一家很有影响的大刊物和大出版社”，真给留情面啊！
还要补充一点，路遥是1992年11月27号凌晨因肝病逝世，终年差16天43岁。这一点补充完毕，《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就差不离了。我想应该做一个总结，我讲自己退稿《平凡的世界》的故事，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检讨。严格说，跟我个人得失无关，跟我自己的好恶也无关。
有句古诗说：“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就是那“尔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我的意思，我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讲述一部经典名著在文坛的命运。我们再重复一次故事的要点：一部经典名著，作家呕心沥血成稿之后，被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没看完，就草率退稿，然后开始在文坛边缘颠沛流离。好不容易获得茅盾文学奖，还被传说是活动的结果。好不容易畅销，又被认为是死亡效应。
等到它终于被文学史认可，作家本人早赴黄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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