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很多研究成果向人类呈现了科技进步的巨大成就，涵盖所有研究领域——只有一个领域除外。
凭借数学和物理这两大武器，科学家们将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到距地球几亿公里 [1] 之外的土星的一颗卫星上。而“经营惨淡”的经济学界却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成就。
[1] 1公里=1千米。
如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们具有与我们那些顶级经济学家相同的预测能力，“伽利略号”探测器的结局也许会截然不同。不但卫星会脱离其轨道，而且火箭在升空过程中转而向下俯冲的可能性极大，甚至有可能冲破地壳，冲到岩浆层去。
2007年，当世界聚焦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经济灾难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棘手的问题已显露端倪。此后三年里经济一片混乱，经济学家们拿出的补救方案令大多数人瞠目：为了解决债务危机，我们必须负债更多；为了经济繁荣，我们必须花钱消费。过去他们缺乏远见，而今他们的解决方案又如此违背常识，究其原因，是因为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明白他们的学科如何发挥作用。
凯恩斯创造了许多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其中就包括上述那些荒谬的建议。凯恩斯是20世纪早期非常有头脑的英国学者，但他却提出了一些非常愚蠢的理论来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凯恩斯只不过是玩了一个聪明的把戏而已，他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搞得极其复杂。
在凯恩斯的时代，物理学家们首次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概念。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物理学分支学科，它认为宇宙是受两套截然不同的物理规则制约的：一套规则对极小的粒子产生作用，如质子和电子；另一套则对其他所有事物产生作用。也许是觉得经济学理论太枯燥，需要加点儿新鲜手法，于是凯恩斯提出了一个类似量子力学的经济学研究视角，创造了两套经济规律，一套作用于微观层面（与个人及家庭生活相关），另一套作用于宏观层面（与国家和政府相关）。
凯恩斯的理论提出时，适逢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繁荣期即将结束。从经济角度来讲，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西方世界的产能增长水平与生活水平都是空前的，而此次经济繁荣的中心就是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美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维护个体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权力分散，因此这一体制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对原有的僵化权力结构构成了威胁。此外，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明显的贫富两极分化，促使一些社会学家和进步人士开始寻求他们眼中的公平正义，以取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在看似不公平的市场经济中引入现代科学的概念。这种做法无意中迎合了国家权力中心和社会理想主义者的心态，使他们相信经济活动的确需要凯恩斯式的规划思路。
凯恩斯的核心观点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货币供给和财政赤字缓和自由市场的波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的追随者（即凯恩斯主义者）们崭露头角，与支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等经济学家观点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产生了冲突。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衰退是经济繁荣期所做出的错误决定的必要补偿，经济迅猛发展过后必然会有一个相应的衰退期。他们认为，政府利用低利率“刺激”经济的做法向各个企业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这才是经济繁荣的首要原因。
因此，凯恩斯主义者力图缓解经济萧条，而奥地利学派则寻求避免虚假繁荣的途径。在两者随后的经济理论论战中，凯恩斯主义者有一个关键优势。
凯恩斯主义使人们以为可以拿出解决经济危机的无痛方案，因此立刻受到政治家们的追捧。凯恩斯倡导的各项政策承诺提高就业率，在税收不增加、政府服务不减少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发展，这些政策与那些无须节食、无须运动的神奇减肥计划一样具有魔力。尽管这些愿望不合常理，但却令人颇感慰藉，因此成了竞选活动中惯用的手法。
凯恩斯主义允许政府摆出一副有能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模样，只要印钞机开动起来，什么都可以做到。因为具有亲政府的倾向，凯恩斯主义者们比奥地利学派学者更有可能接受政府的任命。那些培养出数位金融大臣和财政部部长的大学的声望明显高于没有这些成就的大学，各大学经济系也不可避免地青睐那些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教授，而奥地利学派则不断受到排挤。
同样，那些大型金融机构和众多经济学家效力的大雇主也都对凯恩斯的主张青睐有加。大银行和投资公司利用凯恩斯主义者创造的低息贷款和宽松货币政策等经济条件，赚得盆满钵满。另外，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政策应当鼓励投资，这一理念也帮助金融公司把手伸进了很多头脑发热的投资者的钱袋。因此，这些金融公司更倾向于雇用那些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
与呆板守旧的竞争对手相比，凯恩斯主义者有着明显的优势。于是，一个自我实现、相互吹捧的社会很快催生了一大批热衷于凯恩斯主义原则的顶级经济学家。
这些经济学家将凯恩斯政策奉为真理，认为它可以结束大萧条的局面。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需的军费），我们永远也无法从经济衰退的绝境中恢复元气。事实上，此次大萧条是现代历史上历时最长、程度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凯恩斯政策在这次经济衰退中首次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运用。至于这些政府干预措施究竟是不是经济萧条得到遏制的原因，这个问题至今为止仍然充满争议，但是所有正统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争论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我们允许凯恩斯主义者们牢牢控制着多个经济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投资银行，那跟我们委托占星师而不是天文学家测量天体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是的，卫星曾经撞击过小行星，但那只是一次不期然的偶遇，是一次美丽的意外！）
这种情形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在于，无论经济学家们多少次彻底搞砸了自己的任务，无论有多少支火箭还没有离开发射台就爆炸了，这些责任重大的人物没有一个质疑过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
普通人慢慢明白了，其实这些经济学家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大多数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经济领域的确太大了，并且充满风险，毫无逻辑可循，即便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也不可能拥有预知一切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凯恩斯主义者们所推崇的经济二元性根本就不存在，会怎样？如果经济学比他们所说的简单得多，会怎样？如果对母鹅有益的东西对公鹅也一样，会怎样？如果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不可能靠花钱实现繁荣，又会怎样？
很多人熟知我曾对2008年的经济衰退做过精准的预言，他们认为我的智慧决定了我的远见。我可以向你保证，大多数经济学家连自己身边的资产泡沫都看不到，而我并不比他们聪明。我具备的是对经济学基本原则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我的确具有这个优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为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工具包，里面的工具可以帮助我认清经济的真实面目。这些工具以故事、寓言以及思想实验的形式出现，本书就是以其中一个故事为基础展开的。
我的父亲欧文·希夫（Irwin Schiff）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与反对联邦所得税的全美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坚持认为所得税的强制实施违犯了美国宪法中与税收相关的三项条款、宪法第16修正案以及税收法律的有关规定，并在35年多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反对美国国税局的这一做法。他曾经就这个主题写过很多书，也曾在法庭上公开挑战联邦政府。因为这些举动，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86岁高龄时，他还被关押在联邦监狱中。
但是在将自己的关注点转向税收之前，欧文·希夫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了。
欧文·希夫于1928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名工会会员，整个大家庭都是“罗斯福新政”的狂热支持者。1946年，欧文进入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以他的家庭背景和性格，没有人相信他会摒弃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经济学观念，转而坚决支持过时的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但是他却实实在在这样做了。
欧文总是有独到的想法，加上对自己充满信心，他总感觉自己所学的东西与现实生活有些脱节。他深入研究了所有经济理论，广泛涉猎了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与亨利·格雷迪·韦弗（Henry Grady Weaver）等自由思想家的著作。尽管欧文的转变是循序渐进的（经历了1950~1960年整整10年的时间），但他最终成为健全货币、有限政府、低税收和个人责任的狂热信仰者。1964年，欧文满腔热情地支持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竞选美国总统。
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说服了全球很多国家支持美元取代黄金的做法。由于美国保证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这个计划得到了广泛赞同，美国也因此拥有了世界上80%的黄金。
然而，美联储中的凯恩斯主义者造成的长达40年的通货膨胀导致与美元直接挂钩的黄金价格严重下跌。这种错位的现象造成了众所周知的“黄金外流”。1965年，由法国牵头，许多国家纷纷以美国联邦储备券（即美元）兑换黄金，以1932年的金价从美国手里买走了大量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迅速减少。
1968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几位经济顾问声称，那次黄金外流并非由低价出售的诱惑力所致，而是因为外国政府担心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足，无法支持本国所持有的流通货币，也无法与外币进行兑换。为解决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约翰逊总统的众多金融专家纷纷献计，建议将法定用于支持本国美元的25%的黄金储备转为外国美元持有者的备用储备。他们认为，这项额外的保护措施将会安抚外国政府，阻止黄金的继续外流。当时的欧文只是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一个年轻的生意人，他对政府这种做法十分不解，觉得他们的观点非常荒唐。
欧文给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托尔（John Tower）写了一封信，托尔当时是黄金问题评估委员会的成员。欧文在信中说，美国政府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强行摧毁现行的价格结构，将金价恢复到1932年的水平；要么调高金价，与1968年持平。换句话说，要调整凯恩斯主义导致的长达40年的通货膨胀，美国政府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紧缩通货，要么让美元贬值。
尽管欧文认为通货紧缩或许是重振美国经济最有效的做法，因为通货紧缩可以使美元恢复购买力，但他觉得经济学家们错误地将价格下滑当作灾难，而政府天生具有通货膨胀的偏好（本书将对此进行论述）。出于这些考虑，他认为当权者至少要承认此前的经济下滑，并且降低美元对黄金的价值。在这样一个方案中，欧文觉得黄金的价格必须达到每盎司105美元。
欧文还担心另外一种可能性更大也更危险的选择：政府不作为（其实这也正是政府的选择）。当时的选择是，究竟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还是将问题留给下一代人。当权者选择了将问题留给下一代人，而我们就是那下一代人。
托尔对欧文论证问题的基本逻辑印象深刻，他邀请欧文为黄金问题评估委员会全体委员做报告。在这次听证会上，来自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以及国会的高级货币专家们都证实，与黄金脱钩将会增强美元的购买力，降低金价，引领美国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
在其证词中，欧文却坚持认为，美元与黄金脱钩会导致金价飞涨。更重要的是，他还警告说，一种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货币会导致大规模通货膨胀以及无法持续的政府负债。但在当时，这种少数派的意见完全被忽视了，美国政府取消了金本位制。
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相反，额外的储备未能阻止黄金的外流。最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71年彻底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从此以后，全球经济体系完全建立在没有任何价值的美元之上。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黄金价格直逼每盎司800美元的天价。
1972年，欧文在其著作中展开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首次全力攻击。在书中，他指出凯恩斯经济学将美国引向了一条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这部名为“最大的骗局：政府是怎样欺骗你的”（The Biggest Con: How the Government Is Fleecing You ）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销量也相当可观。书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三个人在一座小岛上徒手捕鱼的事。
这个故事是欧文在一次全家自驾游时为了消磨时间讲的。当时堵车，欧文就想给两个年少的儿子讲点儿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任何男孩都会对此感兴趣）。为了让两个儿子开心，他总会讲些有意思的故事。这次讲的就是“鱼的故事”。
这个故事构成了《最大的骗局》一书中其中一章的主要内容。大约8年之后，由于众多读者反映非常喜欢他写的故事，欧文决定将这本书改版为有插图的书，并命名为“经济增长模式与停滞的原因”（How an Economy Grows and Why It Doesn’t ）。这本书于1979年首次发行，受到了奥地利学派追随者的狂热追捧。
30年后，我看着美国经济垂死挣扎，看着美国政府不断重复和加深过去的错误，此时，我的弟弟和我觉得要为新一代修改和更新“鱼的故事”，现在正是最佳时机。
当然，现在人们最需要的是了解经济的真实情况，而这个故事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佳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是什么在推动经济的运行。
我们这个版本的故事在很多方面比我们的父亲欧文30年前的那个版本更富有雄心。我们的视野更宽，为使故事与历史脉络衔接自然，我们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事实上，我们的故事应该说是在父亲那个故事基础上的即兴发挥。
听到经济学家们喋喋不休地谈论与现实生活看似毫无关联的概念时，有些人会不知所云。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吸引这些读者。我们打算证明凯恩斯主张的经济模式（政府相信没有价值的货币可以作为有效的经济润滑剂并不加证实地采纳了这个模式）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可惜，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忘记了他们正戴着玫瑰色眼镜。当你摘下他们的眼镜时，就会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很多严重的问题，而我们非但没有使形势好转，反而使它变得更加糟糕。幸运的是，如果我们重新理清思路，我们至少还有机会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本书的主题非常严肃，但在这个压力巨大的时代，我们选择了一种幽默的方法阐释这个主题——这也是我们的父亲欧文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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