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群众运动的导火索
我们已经研究了群体的精神结构，了解了它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现在让我们看看它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决定着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那么，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间接因素是这样的东西，它能够使群体接受某些信念，并且使其再也难以接受别的信念。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煽动着群体，使他们的情绪开始酝酿。
某些观念的暴发并被付诸行动，有时看起来显得十分突然。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够找到这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而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能够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不过，若是没有那种准备性工作，它们也不会发生作用。这就是说，它们是使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且使它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集体突然开始加以贯彻的方案，就是由这种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归因于这种因素。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间接因素相当于长时间的虫啃蚁噬，那么直接因素就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或台风，虽然看上去是外力破坏了房屋，但房屋的地基实际上已经早被掏空了。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这里仅以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例，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着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众的头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以及朝廷用不疼不痒的改良进行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就是民族、传统、时间、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
(2)第一条导火索：民族
我们研究过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格，现在我们必须指出，民族是最重要的间接因素。
每个民族都有它独有的特点。
这种特点又形成了它的民族性格。当这种民族性格一代代传递下去，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力量、它的信仰、它的制度和艺术。总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民族性格的外在表现。
民族性格不仅不会被改变，而且还具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当某种观念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时，总是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某些环境变化、突发事件可能会为一个民族带来新的暗示因素，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引导他们付诸行动。
但是如果这种影响与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相反，或者说，如果它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对立，那么它就只能是暂时的。英国的南海事件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当时，密西西比股票狂潮正于法国如日中天。在这个神奇的泡沫肆意膨胀的日子里，法国人变得失去了仅存的理性，不再满足于从事那些赢利较慢的产业，人人都渴望能够立刻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于是铤而走险，开展了一场大胆的计划。
当这股风潮来到英国时，像法国人一样，英国人也被这种离奇的计划所迷惑，千万双眼睛中饱含欣喜，仿佛看到了一幅金银财宝铺面而来的景象。
然而，与法国不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骨子里那种强烈的理性成分发挥了作用，除了一部分从始至终持反对意见的当权者之外，即使是普通民众，也没有完全参与到这场疯狂的游戏中去。
这也正是为什么法国人的疯狂持续了整整四年，而闹剧只在英国进行了八个月的原因所在。
关于民族这一因素的作用，以后还会有所涉及，我们在这里需要了解的，是它对各民族群体气质特征的影响。事实上，正是这种影响存在着差别，才决定了今日世界的格局。
(3)第二条导火索：传统
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就构成了传统。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传统，因此也可以说，传统是民族的特性之一。这种东西很难发生改变，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一点可以通过类比的方法来说明。最近在生物学上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从胚胎学的角度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从此之后，生物学的研究就云开雾散。
假如我们把这种理论移植到历史科学中，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们可以把民族看成单个的生物，那么这样一来，它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
如果它是有机体，那么它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变化。
因此，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极其稳定的，除了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人们没办法对它做什么改变，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钟乳岩——需要长年累月的物质沉淀，一旦形成之后，又很难被腐蚀损坏。
传统不仅稳定，而且支配着人们的行动。特别是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
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人类是依附传统而存在的。因为只要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保存下去。
为了保持传统，自从有人类以来，他们就在进行着两大努力，一是建立传统，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
无论是新传统还是旧传统，倘若没有一个传统存在，文明就不可能延续;而如果没有新的传统，文明也不可能进步。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困境——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中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它死气沉沉的固有习俗，使得整个国家没有任何的改进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让无政府状态来取代衰败。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同时又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
这个理想非常不容易实现，因为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求得那个平衡点是很困难的事情，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更何况，群体会本能地对一切变革进行阻挠。
我们在前文中论述过，群体是最保守的势力，正因为如此，群体才会死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
事实上，即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为，最终也只会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在18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或是被驱逐出国，或是殒命于断头台。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威力尽失。但是没过几年，为了顺应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便又建立起来了，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由此可见，传统对群体心态有着不可抗拒的威力。
那些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人打碎。
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4)第三条导火索：时间
时间是世界万物的真正创造者。时间也是世界万物的唯一毁灭者。
积土成山，要靠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产生出高贵的人类，靠的也是时间。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
假如我们赋予蚂蚁足够的时间，它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同样的，对于群体的信念来说，时间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即使是民族这样重要的因素，也要在极大程度上仰时间的鼻息，没有足够的时间，人群是无法聚合起来形成民族的。时间引起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它们因为时间而获得力量，同时也因为时间而失去力量。
具体而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酝酿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生长的土壤。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
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
这样看起来，信仰与思想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席卷整块欧亚大陆的十字军狂飙的出现就绝非偶然。面对潮水般的基督教朝圣者，圣城耶路撒冷的官方颁布了一个苛刻的法令：每个进入圣地的朝圣者，都必须缴纳一个金币的税。
这个规定让那些千辛万苦而来的朝圣者愤怒至极，然而却毫无办法。
穷困潦倒的人群在耶路撒冷城外久久徘徊，直到有一位富裕的信徒用马车载了一大堆金币来解救他们，替他们交了税才得以进城。对于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来说，朝圣者成为了他们的滚滚财源。面对不断涌入圣城的朝圣信徒，当地统治者唯恐自己被这些人挤出城外，于是就在朝圣的路上设下种种障碍，以各种方式来迫害朝圣者：抢劫、鞭打、连续几个月被关在城外、被迫缴纳一块金币的入城税。这样的情形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双方的矛盾不断加深，火药桶已经濒临爆炸的边缘。
终于，一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历经磨难赶到耶路撒冷，受到了种种虐待，这让他义愤填膺。返回欧洲后，他到处演讲，历数东方世界的邪恶，声泪俱下地讲述基督徒在圣地所受的虐待，最终使得教会做出了“解放圣地”的决定。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情绪积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有此决定。而如果没有几个世纪的杀戮与牺牲，西方的民众也绝不会意识到这样的集体狂热有多荒谬。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
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而这些等待的时期往往是极为动荡的。正因为如此，面对今天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5)第四条导火索：政治和社会制度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制度能够改革社会的弊端。
各种社会学说都有同样的看法：
改进制度与统治可以为国家带来进步，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些看法乃是一系列严重的谬见。因为制度与制度之间，根本不存在好和坏的区别。
我们知道，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
我们又知道，观念、感情和习俗是相当稳定的东西，绝不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
这样一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就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
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某个时代，只能被这个时代所创造。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民族性格，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各种制度也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
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来得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要比君主国的人民幸福。可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反倒是拉丁美洲与非洲那些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常常表现出十分嚣张的专制压迫主义。尽管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可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
这样看来，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能够决定制度是否完善的因素，除了实用和时间之外，别无他物。
因此，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像英国人一样，束手让这两个因素来发挥作用。
当众多的拉美国家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国，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宪法文本，而结果却变得十分糟糕。
这样看来，政治家们在调整制度的时候，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以实用为制定依据，而不是想当然的推理，更不是机械地照搬。
二：不要考虑是否严谨对称，而是考虑它是否行之有效、方便实用。
三：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
四：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
五：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制定的一些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
在英国，从约翰国王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这五大原则一直支配着议会，让它的行动有章可循，从容不迫。
法国人的情况恰好与此相反，这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用了整整一千年的时间来维护集权制，然而当法国民众感觉到不满时，他们选择了粗暴的方式。
当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进行过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样大革命的结果就是毁灭了一套集权制，继而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更具备压迫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集权制乃是法国民众迫切需要的产物，就该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承认这种制度最适合法国民众。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看到，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尽管道理是这样的，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不满归结于某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未实行的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就这样，各种幻想和新词汇反复地对群众的头脑造成冲击，尤其是后者，它们对于民众的影响力，和它们的荒诞同样强大。
正因为如此，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看不到一丝停止的迹象。
(6)第五条导火索：教育
人们常常会持有一项错误的观点：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教育会万无一失地改造民众，甚至于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
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当它被重复得足够多时，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以至于今天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
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统计学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根据他们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
根据一本着作显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1。
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增长了整整1.3倍之多。
这一点在法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这些年轻人，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而那些成为社会敌人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状况，都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面。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于是，许多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对着一篇篇语法和纲要努力，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直到变成学舌的鹦鹉为止。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如果这种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这些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还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
然而，这种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
说到底，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权贵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
只在塞纳一地，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失业。这些人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而被选中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7)关于应试教育的题外话(上)
我们了解了引发群众运动的五大导火索，然而对于教育因素，我们还应当额外说上几句题外话。
很明显，法国在教育制度上犯了不小的错误，它所实现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增添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还大有人在。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民众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
只有经验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辛勤开拓事业。
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是绝对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们接受到有益的教育，让它帮助孩子们获得正确的观念呢?
要知道，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
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
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孩子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
而我们的年轻人，却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毫不客气地说，在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为了考试而活着，然后被残酷地淘汰掉。
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然后，甚至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
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分，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
(8)关于应试教育的题外话(下)
在教育青年人的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明显做得更好。
英国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
比如说，英国人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
如果他是个平庸的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的话，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的好处也更多。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逐渐把自己充实成为一个全面而健康的人。
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变成了一部发动机。
我们不妨看一下笛福的小说主人公鲁宾逊，尽管他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却反映了英国教育的成功。当鲁宾逊流落于荒岛上时，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像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那样，白手创立了一番事业，而这正和英美两国的教育目标相一致。
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还能够接受，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脱节的趋势却令人着实难以忍受。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是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
为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都做了些什么。
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反过来呢?所有必要的准备、所有最重要的学习、那些丰富的常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凡是该赋予年轻人的东西，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教育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生存能力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们的这种素质。
正因为该准备的没有准备，才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旦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
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存在着难于恢复的可能，在年轻人的心目中，那种在学校中形成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这种强烈的欺骗感、强烈的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绝对难以承受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对于教育制度的批判，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然而可曾有人想过，那些今日正在群体中酝酿，明日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产生的土壤又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更有理由知道，那些被恶化的群众头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还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民众，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必将是我们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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