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又说：“记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依孔夫子的说法，即是‘或勉强而行之’；他们在下意识中，依然恋恋于旧社会的生活。这一回，毛主席的演讲，就像经过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术，把他们下意识中的境界显露出来了。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识中，还潜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吗？或者，记者不妨再补充说几句：过去八年中，经过了若干回大运动，许多民主人士，都是保护着过关的，这回却要自己来过关了。”（载《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曹聚仁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5）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写了一篇叫做《右派分子的终局》的文章，内称：“记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了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但他们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国务会议罢免他们的前夕，周总理曾邀请罗、章、章三氏谈话，把政府将罢免他们职位的决定告诉他们，他们同意这样的决定。不过他们三人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章伯钧完全服从政府的判处，罗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认他是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说：“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先后两次，乃集思广益之意。第一次，毛氏发言达二小时之久，邀请费孝通氏参加。席上，毛氏宣称将召集右派分子会议（可能有一千人与会）。一方面，对右派分子表示感谢，因为右派分子，帮助政府提高了警觉，一方面也愿意帮助右派分子求进步云。席上费氏起立发言，自谓：第一感想，当然是酸甜苦辣，五味俱来；第二感想，还是十分兴奋，国为毛主席鼓励他的进步云云。记者的报道，或许可以替一般读者解消一些疑问了吧，反右运动，便是这么结束了。”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曹氏又加补一文《再记右派分子的结局》，说：这些右派分子“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诸氏，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说他烧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至于艾青、丁玲、冯雪峰诸人的意思，也不过是想取文联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领导地位，满足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说明白一点，乃是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若干中共领导文化工作的人士，实在因为这个局面太大了，太繁重了，忙不过来，于是大学教授以及教育文化界的实际工作，都落在民盟、九三学社的民主人士肩上。民盟、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士，忽然自负以天下之重，觉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们身上，于是以影子内阁的领袖自居，也是势所必然。而他们都在私生活上欠检点，予人以口实，便垮下来了。……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氏，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佛家所谓‘苦修行’，庶几近之。”又说：“至于全国各大学学生，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信口胡言，乱说一阵的颇有其人。北京有个有名的大学，列为右派分子的学生，至少五六百人，多至千余人，那是不足为异的……中共的政治措施，很多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他们毕竟做了，行通了，我们又该刮目相看了。”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6）

　　再后来，曹氏又以《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为题发表一文，谓：这些右派分子“一部分是劳动教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艺界朋友，在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说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论客就跳起来了，且慢，记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

　　对于曹聚仁自称与鲁迅的交谊以及在撰写《鲁迅评传》中的妄言自不必再论，仅此论述知识分子劳改的北大荒为人间“天堂”，便可知胡适称其为一个“妄人”，已是十分的高抬他了。胡氏尝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无德、无才、无行等“三无”人员，在曹氏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彻底的体现。曾与曹聚仁合办创恳出版社和《热风》半月刊的老友徐釪说曹“住在自由之地，却引诱别人跳火坑，真是老鸨的作为”。噫！

　　[2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胡适年谱》，耿云志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2、23、25]《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十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印行本。

　　[27]《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

　　[28]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西方的没落》（缩译本），（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台北，远流公司1986年出版。

　　[30、31、34]台北《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

　　[32]李亦园《本院耆老话当年》，转引《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3]《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35]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转引《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6]此文作于胡适自注：“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时，将离开江南的前一日。”初版收入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初版《胡适文选》。

　　[37、44]《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38]李书华作《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39]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梁实秋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40]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41]《胡适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42、43]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1961年12月。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1）

　　1948年冬天，梅贻琦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毅然乘机南下，先抵南京，然后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至“归骨于田横之岛”。

　　梅氏当年怀揣怎样的心境，如何忍心撇下凝聚着他光荣与梦想的清华园，像一位孤独的骑士一去不回头？此点，梅本人没有留下任何回忆文字，亲朋、弟子的回忆则大多支离破碎，且说法各异，只有详加考证，才能抽丝剥茧，弄清事实真面目。据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跟他说起当时离开北平的情形，梅说：“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1]

　　袁氏这一说法显然过于荒诞离奇，近似妄言，实不足信。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常言道，龙行有影，虎行有风。梅贻琦的出走及其出走动机再神秘复杂，总有线索和踪影可觅，因为他毕竟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况且还是一座知名学府的一校之长和一位大教育家，其思想、言行至少在清华同事和亲近友好中留下吉光片羽。且看下列人员的回忆—

　　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1947年冬，母亲住院做肾切除大手术，正在美国讲学并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工作的父亲，特地赶回来照顾她。圣诞之夜，我和姐姐忽然接到清华梅贻琦校长的邀请，要我们姐弟到他们家过节。但是去后发现只有我们两个小“客人”，梅校长也不说话，我们显得十分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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