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好书推荐 ›› 南渡北归(1.2.3部) ›› 第120章
我也没说什么,就是写信,一天一封,她不回信。有一天她找了胡适,胡适说:沈从文我了解,他是个君子,是个好人。胡适说:大学师生恋爱结合的事,在西方很平常。沈从文给你写信,是诚心实意的,他是个诚实的人,至于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自由,你适当时候回答就是了。所以说,胡适不是我的媒人,说他多少帮了一点也可以。”[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沈从文谈胡适》(1982年4月7日下午,与陈铁健在沈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9]《胡适手稿》,第9集,下册,卷3,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1970年印行。由该文所说“去年(1954)”中国大陆决定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页523)推断,此文写作时间应为1955年。
[10]阿忆《水木清华九十年》之八,(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凤凰卫视2001年播出。
[11、24]《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19]《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大公报》发表的三文中,蔡尚思的文章通篇大话加空话,确有一点神经病人在说话演唱的味道,蔡后来称自己这篇文章确实是“左”了。顾颉刚反对胡的两点,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后,我做什么,他就反对什么。例如《周易》的《系辞传》里有‘观象制器’之说,说古代各种工具的创造都是圣人们看了六十四卦象而做出来的。有如涣卦上巽下坎,巽为木,坎为水,圣人看了这卦中木在水上,就造出船来了。我认为这种唯心的观点太不对了,船当然是看了木头入水不沉而想出来的,和涣卦有什么关系。这种思想和汉朝的京房一派很相同,说不定是他们的玩意儿。胡适见了这篇文章,就写信来反对我,说观象制器是易学里的重要学说,不该推翻。我为了《老子》书里说‘绝仁弃义’明是反对儒家的提倡仁义,说‘不尚贤’明是反对墨家的弊病已经给人看破的时候。胡适看了又来反对我,维持老子为孔子师的传统说法。我本是跟着他走的,想不到结果他竟变成反对我。固然我所说的未必对,可是他自身却‘宁可信而过,不可疑而过’了,这一个根本态度的转变真使我伸出了舌头缩不进去。钱玄同先生曾在一九三六年对我说:‘真想不到,适之的思想会如此的退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3)
沈尹默批胡文章的标题是“胡适这个人”。开头说:“胡适这个人,我在北京大学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个两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一方面却很能够低声下气,趋炎附势的。所以我从头起就没有像社会上一般人士那样的重视他。”接下来,沈氏列举胡氏为人的卑劣之处:“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很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青,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头等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学问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过是借来作为出风头的工具而已。刚才听到颉刚说他的考证方法是从胡博士那里得来的,起初胡博士对颉刚疑古精神还嫌不够,但后来又反对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再就这一点深入研究一下,这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们的伎俩,完全一样。……还可以说一两件发笑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自看见听见的,绝不会相信。一件是陈仲恕对我讲的,他说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时同张慰慈住在一起,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在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的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我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法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正是这诸多颇为“神奇”的例证,才激怒了胡适并谓沈“是一个小人”和“下流的扯谎”。
就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看,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沈、马等人引进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吴虞)或借重(如王国维)之心”。(《胡适的日记》第392∽393页,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查看这些日记,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透视两派争斗的一些真相。
[13]1980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大的变化,海峡两岸开始来往,罗尔纲从台湾友人中知道胡适曾于1958年底出版《师门五年记》的事。当时的感慨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又开始提笔追忆当年跟随胡适生活、治学的“辱教”之事。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将罗尔纲新写的追忆文章与原书合并,以《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为名结集出版。其后,罗尔纲继续写胡适琐忆,惜书稿未能完成,于1997年5月25日去世。1998年,三联书店将罗氏未完稿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增补本)。在这个版本中,罗尔纲增补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1961年何勇仁说他读了我攻击胡适的〈坦白状〉》,文章说: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4)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1961年8月16日夜谱记胡适给何勇仁信事说:夜里,有给何勇仁的信。
义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远来看我,得畅谈半个上午,至今感谢。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来打忧,想能得先生的谅解。
那天我们谈及贵县姓罗的学生,大概就是罗尔纲。先生读了他的《坦白状》,想必也是这样猜想吧?
《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师大对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国二十天,不及面辞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适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尔纲按:我于1961年并没有写什么《坦白状》来批判胡适。我们以前知道当胡适于1961年11月心脏病复发入医院,围剿立刻起来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时还没有停止。现在读了这封信,知道当1961年就已经有人假造我写的什么《坦白状》来气胡适哩!
岳南按:罗尔纲直到去世,在他所写的“琐记”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两个人生》,更没有提及他写此文的心理反应,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来作为批胡样板为自己解脱。
而在如上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给世人制造一种错觉:罗尔纲未曾讲过批胡的话,也未写过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气胡适而捏造的。但事实是,罗氏的批胡文章白纸黑字已成为抹不掉的历史的一分子,胡适向何勇仁提到“《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这个“第二辑”就包括罗尔纲的雄文《两个人生》,此点,想来罗尔纲是知道的。令人费解的是,罗氏直到去世也未写过一篇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确实令活着的人如作者发出一种白云苍狗,“人为何物”的感慨。
[14]《欧阳哲生讲胡适》,第19页,欧阳哲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适口述自传》,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鲁迅《华盖集·导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50年代曾数次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回大陆,并写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谈右派》一文中说:“记者离开北京那天,反右派运动正在开头,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问我:‘你看,将来的演变,该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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