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有很多原因促使我到哈扎拉贾特寻找哈桑。最大的一个，安拉原谅我，是我很寂寞。当时，我多数朋友和亲人若不是死于非命，便是离乡背井，逃往巴基斯坦或者伊朗。在喀布尔，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我再也没几个熟人了。大家都逃走了。我会到卡德帕湾区散步——你记得吗，过去那儿经常有叫卖甜瓜的小贩出没，看到的都是不认识的人。没有人可以打招呼，没有人可以坐下来喝杯茶，没有人可以说说话，只有俄国士兵在街头巡逻。所以到了最后，我不再在城里散步。我会整天在你父亲的房间里面，上楼到书房去，看看你妈妈那些旧书，听听新闻，看看电视上那些宣传。然后我会做午祷，煮点东西吃，再看看书，又是祷告，上床睡觉。早上我会醒来，祷告，再重复前一天的生活。
因为患了关节炎，照料房子对我来说越来越难。我的膝盖和后背总是发痛——早晨我起床之后，至少得花上一个小时，才能让麻木的关节活络起来，特别是在冬天。我不希望你父亲的房子荒废，我们在这座房子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有很多记忆，亲爱的阿米尔。你爸爸亲自设计了那座房子，它对他来说意义重大，除此之外，他和你前往巴基斯坦的时候，我亲口应承他，会把房子照料好。如今只有我和这座房子……我尽力了，我尽力每隔几天给树浇水，修剪草坪，照料花儿，钉牢那些需要固定的东西，但，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不再是个年轻人了。
可是即使这样，我仍能勉力维持。至少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吧。但当我听到你爸爸的死讯……在这座屋子里面，我第一次感到让人害怕的寂寞。还有无法忍受的空虚。
于是有一天，我给别克车加油，驶向哈扎拉贾特。我记得阿里从你家离开之后，你爸爸告诉我，说他和哈桑搬到一座小村落，就在巴米扬城外。我想起阿里在那儿有个表亲。我不知道哈桑是否还在那儿，不知道是否有人认识，或者知道他在哪里。毕竟，阿里和哈桑离开你爸爸的家门已经十年了。1986年，哈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应该是22岁，或者23岁，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是这样的——俄国佬，但愿他们因为在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在地狱里烂掉，他们杀害了我们很多年轻人。这些我不说你也知道。
但是，感谢真主，我在那儿找到他。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我所做的，不过是在巴米扬问了几个问题，人们就指引我到他的村子去。我甚至记不起那个村子的名字了，也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名字。但我记得那是个灼热的夏天，我开车驶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路边除了被晒蔫的灌木、枝节盘错而且长着刺的树干、稻秆般的干草之外，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旁有头死驴，身体开始发烂。然后我拐了个弯，看到几间破落的泥屋，在右边那片空地中间，它们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广袤的天空和锯齿似的山脉。
在巴米扬，人们说我很会很容易就找到他——整个村庄，只有他住的屋子有垒着围墙的花园。那堵泥墙很短，有些墙洞点缀在上面，围住那间小屋——那真的比一间破茅舍好不了多少。赤着脚的孩子在街道上玩耍，用棒子打一个破网球，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他们全都看着我。我推开那扇木门，走进一座院子，里头很小，一小块地种着干枯的草莓，还有株光秃秃的柠檬树。院子的角落种着合欢树，树荫下面摆着烤炉，我看见有个男人站在旁边。他正在把生面团涂到一把木头抹刀上，用它拍打着烤炉壁。他一看到我就放下生面团，捧起我的手亲个不停。
“让我看看你。”我说。他退后一步。他现在可高了——我踮起脚尖，仍只是刚刚有他下巴那么高。巴米扬的阳光使他的皮肤变得更坚韧了，比我印象中黑得多，他有几颗门牙不见了，下巴上长着几撮稀疏的毛。除此之外，他还是那双狭窄的绿眼睛，上唇的伤痕还在，还是那张圆圆的脸蛋，还是那副和蔼的笑容。你一定会认出他的，亲爱的阿米尔，我敢肯定。
我们走进屋里。里面有个年轻的哈扎拉女人，肤色较淡，在屋角缝披肩。她显然怀孕了。“这是我的妻子，拉辛汗。”哈桑骄傲地说，“她是亲爱的法莎娜。”她是个羞涩的妇人，很有礼貌，说话声音很轻，只比耳语大声一点，她淡褐色的美丽眼睛从来不和我的眼光接触。但她那样看着哈桑，好像他坐在皇宫内的宝座上。
“孩子什么时候出世？”参观完那间泥砖屋之后，我问。屋里一无所有，只有磨损的褥子，几个盘子，两张坐垫，一盏灯笼。
“奉安拉之名，这个冬天，”哈桑说，“我求真主保佑，生个儿子，给他取我父亲的名字。”
“说到阿里，他在哪儿？”
哈桑垂下眼光。他告诉我说，阿里和他的表亲——这个屋子是他的——两年前被地雷炸死了，就在巴米扬城外。一枚地雷。阿富汗人还有其他死法吗，亲爱的阿米尔？而且我荒唐地觉得，一定是阿里的右脚——他那患过小儿麻痹的废脚——背叛了他，踩在地雷上。听到阿里去世，我心里非常难过。你知道，你爸爸和我一起长大，从我懂事起，阿里就陪伴着他。我还记得那年我们都很小，阿里得了小儿麻痹症，差点死掉。你爸爸整天绕着屋子走来走去，哭个不停。
法莎娜用豆子、芜青、土豆做了蔬菜汤，我们洗手，抓起从烤炉取下的新鲜馕饼，浸在汤里——那是我几个月来吃过的最好的一顿。就在那时，我求哈桑搬到喀布尔，跟我住一起。我把屋子的情况告诉他，跟他说我再也不能独力打理。我告诉他我会给他可观的报酬，让他和他的妻子过得舒服。他们彼此对望，什么也没说。饭后，我们洗过手，法莎娜端给我们葡萄。哈桑说这座村庄现在就是他的家，他和法莎娜在那儿自食其力。
“而且离巴米扬很近，我们在那儿有熟人。原谅我，拉辛汗。我请求你的原谅。”
“当然，”我说，“你不用向我道歉，我知道。”
喝完蔬菜汤又喝茶，喝到一半，哈桑问起你来。我告诉你在美国，但其他情况我也不清楚。哈桑问了很多跟你有关的问题。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你多高？你还放风筝吗？还去电影院吗？你快乐吗？他说他跟巴米扬一个年老的法尔西语教师成了朋友，他教他读书写字。如果他给你写一封信，我会转交给你吗？还问我，你会不会回信？我告诉他，我跟你爸爸打过几次电话，从他口里得知你的情况，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接着他问起你爸爸。我告诉他时，他双手掩着脸，号啕大哭。那天晚上，他像小孩一样，抹了整夜的眼泪。
他们执意留我过夜。我在那儿住了一晚。法莎娜给我弄了个铺位，给我一杯井水，以便渴了可以喝。整个夜里，我听见她低声跟哈桑说话，听着他哭泣。
翌日早晨，哈桑跟我说，他和法莎娜决定搬到喀布尔，跟我一起住。
“我不该到这里来，”我说，“你是对的，亲爱的哈桑，这儿有你的生活。我到这里来，要求你放弃一切，真是太冒失了。需要得到原谅的人是我。”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拉辛汗。”哈桑说，他的眼睛仍是又红又肿。“我们会跟你走，我们会帮你照料屋子。”
“你真的想好了吗？”
他点点头，把头垂下。“老爷待我就像父亲一样……真主保佑他安息。”
他们把家当放在几块破布中间，绑好那些布角。我们把那个包袱放在别克车里。哈桑站在门槛，举起《可兰经》，我们都亲了亲它，从下面穿过。然后我们前往喀布尔。我记得我开车离开的时候，哈桑转过头，最后一次看了他们的家。
到了喀布尔之后，我发现哈桑根本没有搬进屋子的意思。“可是所有这些房间都空着，亲爱的哈桑，没有人打算住进来。”我说。
但他不听。他说那关乎尊重。他和法莎娜把家当搬进后院那间破屋子，那个他出生的地方。我求他们搬进楼顶的客房，但哈桑一点都没听进去。“阿米尔少爷会怎么想呢？”他对我说，“要是战争结束，有朝一日阿米尔少爷回来，发现我鸠占鹊巢，他会怎么想？”然后，为了悼念你的父亲，哈桑穿了四十天黑衣服。
我并不想要他们那么做，但他们两个包办了所有做饭洗衣的事情。哈桑悉心照料花园里的花儿，松土，摘掉枯萎的叶子，种植蔷薇篱笆。他粉刷墙壁，把那些多年无人住过的房间抹干净，把多年无人用过的浴室清洗整洁。好像他在打理房间，等待某人归来。你记得你爸爸种植的那排玉米后面的那堵墙吗，亲爱的阿米尔？你和哈桑怎么称呼它？“病玉米之墙”？那年初秋某个深夜，一枚火箭把那墙统统炸塌了。哈桑亲手把它重新建好，垒起一块块砖头，直到它完整如初。要不是有他在那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年深秋，法莎娜生了个死产的女婴。哈桑亲吻那个婴儿毫无生气的脸，我们将她葬在后院，就在蔷薇花丛旁边，我们用白杨树叶盖住那个小坟堆。我替她祷告。法莎娜整天躲在小屋里面，凄厉地哭喊。母亲的哀嚎。我求安拉，保佑你永远不会听到。
在那屋子的围墙之外，战争如火如荼。但我们三个，在你爸爸的房子里，我们自己营造了小小的天堂。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我的视力就衰退了，所以我让哈桑给我读你妈妈的书。我们会坐在门廊，坐在火炉边，法莎娜在厨房煮饭的时候，哈桑会给我念《玛斯纳维》或者《鲁拜集》。每天早晨，哈桑总会在蔷薇花丛那边小小的坟堆上摆一朵鲜花。
1990年年初，法莎娜又怀孕了。也是在这一年，盛夏的时候，某天早晨，有个身披天蓝色长袍的女人敲响前门，她双脚发抖，似乎孱弱得连站都站不稳。我问她想要什么，她沉默不语。
“你是谁？”我说。但她一语不发，就在那儿瘫下，倒在车道上。我把哈桑喊出来，他帮我把她扶进屋子，走进客厅。我们让她躺在沙发上，除下她的长袍。长袍之下是个牙齿掉光的妇女，蓬乱的灰白头发，手臂上生着疮。她看上去似乎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但更糟糕的是她的脸。有人用刀在她脸上……亲爱的阿米尔，到处都是刀痕，有一道从颧骨到发际线，她的左眼也没有幸免。太丑怪了。我用一块湿布拍拍她的额头，她睁开眼。“哈桑在哪里？”她细声说。
“我在这里。”哈桑说，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
她那只完好的眼打量着他。“我走了很久很远，来看看你是否像我梦中见到那样英俊。你是的。甚至更好看。”她拉着他的手，贴近她伤痕累累的脸庞。“朝我笑一笑，求求你。”
哈桑笑了，那个老妇人流出泪水。“你的笑是从我这里来的，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而我甚至没有抱过你。愿安拉宽恕我，我甚至没有抱过你。”
自从莎娜芭1964年刚生下哈桑不久就跟着一群艺人跑掉之后，我们再也没人见过她。你从来没见过她，阿米尔，但她年轻的时候，她是个美人。她微笑起来脸带酒窝，步履款款，令男人发狂。凡是在街上见到她的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会忍不住再看她一眼。而现在……
哈桑放下她的手，冲出房子。我跟着他后面，但他跑得太快了。我看见他跑上那座你们两个以前玩耍的山丘，他的脚步踢起阵阵尘土。我任他走开。我整天坐在莎娜芭身边，看着天空由澄蓝变成紫色。夜幕降临，月亮在云层中穿梭，哈桑仍没回来。莎娜芭哭着说回来是一个错误，也许比当年离家出走错得更加厉害。但我安抚她。哈桑会回来的，我知道。
隔日早上他回来了，看上去疲累而憔悴，似乎彻夜未睡。他双手捧起莎娜芭的手，告诉她，如果她想哭就哭吧，但她不用哭，现在她在家里了，他说，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他抚摸着她脸上的伤疤，把手伸进她的头发里面。
在哈桑和法莎娜照料下，她康复了。他们喂她吃饭，替她洗衣服。我让她住在楼上一间客房里面。有时我会从窗户望出去，看见哈桑和他母亲跪在院子里，摘番茄，或者修剪蔷薇篱笆，彼此交谈。他们在补偿所有失去的那些岁月，我猜想。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问起她到哪里去了，或者为什么要离开，而她也没有说。我想有些事情不用说出来。
1990年冬天，莎娜芭把哈桑的儿子接生出来。那时还没有下雪，但冬天的寒风呼啸着吹过院子，吹弯了苗圃里的花儿，吹落了树叶。我记得莎娜芭用一块羊毛毯抱着她的孙子，将他从小屋里面抱出来。她站在阴暗的灰色天空下，喜悦溢于言表，泪水从她脸上流下，刺人的寒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死死抱着那个孩子，仿佛永远不肯放手。这次不会了。她把他交给哈桑，哈桑把他递给我，我在那个男婴耳边，轻轻唱起《可兰经》的经文。
他们给他起名索拉博，那是《沙纳玛》里面哈桑最喜欢的英雄，你知道的，亲爱的阿米尔。他是个漂亮的小男孩，甜蜜得像糖一样，而性子跟他爸爸毫无二致。你应该看看莎娜芭带那个孩子，亲爱的阿米尔。他变成她生活的中心，她给他缝衣服，用木块、破布和稻秆给他做玩具。他要是发热，她会整晚睡不着，斋戒三天。她在锅里烧掉一本回历，说是驱走魔鬼的眼睛。索拉博两岁的时候，管她叫“莎莎”。他们两个形影不离。
她活到他四岁的时候，然后，某个早晨，她再也没有醒来。她神情安详平静，似乎死得无牵无挂。我们在山上的墓地埋了她，那座种着石榴树的墓地，我也替她祷告了。她的去世让哈桑很难过——得到了再失去，总是比从来就没有得到更伤人。但小索拉博甚至更加难过，他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找他的“莎莎”，但你知道，小孩就是那样，他们很快就忘了。
那时——应该是1995年——俄国佬已经被赶走很久了，喀布尔依次落在马苏德、拉巴尼和人民圣战者组织手里。不同派系间的内战十分激烈，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一天结束。我们的耳朵听惯了炮弹落下、机枪嗒嗒的声音，人们从废墟爬出来的景象也司空见惯。那些日子里的喀布尔，亲爱的阿米尔，你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像地狱的地方了。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没有遭受太多的袭击，所以我们的处境不像其他城区一样糟糕。
在那些炮火稍歇、枪声较疏的日子，哈桑会带索拉博去动物园看狮子“玛扬”，或者去看电影。哈桑教他射弹弓，而且，后来，到了他八岁的时候，弹弓在索拉博手里变成了一件致命的武器：他可以站在阳台上，射中院子中央水桶上摆放着的松果。哈桑教他读书识字——以免他的儿子长大之后跟他一样是个文盲。我和那个小男孩越来越亲近——我看着他学会走路，听着他牙牙学语。我从电影院公园那边的书店给索拉博买童书——现在它们也被炸毁了——索拉博总是很快看完。他让我想起你，你小时候多么喜欢读书，亲爱的阿米尔。有时，我在夜里讲故事给他听，和他猜谜语，教他玩扑克。我想他想得厉害。
冬天，哈桑带他儿子追风筝。那儿再也没有过去那么多风筝大赛了——因为缺乏安全，没有人敢在外面待得太久——但零星有一些。哈桑会让索拉博坐在他的肩膀上，在街道上小跑，追风筝，爬上那些挂着风筝的树。你记得吗，亲爱的阿米尔，哈桑追风筝多么在行？他仍和过去一样棒。冬天结束的时候，哈桑和索拉博会把他们整个冬天追来的风筝挂在门廊的墙上，他们会像挂画像那样将它们摆好。
我告诉过你，1996年，当塔利班掌权，结束日复一日的战争之后，我们全都欢呼雀跃。我记得那晚回家，发现哈桑在厨房，听着收音机，神情严肃。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摇摇头：“现在求真主保佑哈扎拉人，拉辛汗老爷。”
“战争结束了，哈桑，”我说，“很快就会有和平，奉安拉之名，还有幸福和安宁。再没有火箭，再没有杀戮，再没有葬礼！”但他只是关掉收音机，问我在他睡觉之前还需要什么。
几个星期后，塔利班禁止斗风筝。隔了两年，在1998年，他们开始在马扎里沙里夫屠杀哈扎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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