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没有明智的议会
同前面的群体不同，议会是我们研究的第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
不过，这种区别也仅仅限于名称而已。
尽管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各国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这些议会之间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下，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削弱了，因为各国的议会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不过这并不会妨碍他们的表现。.许多大不相同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却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使各自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
然而，议会制度却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一种观念的反映，人们往往会认为，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一个五百人组成的议会，肯定要比十几个人组成的内阁要高明，从我们的群众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种观念肯定是彻底错误的，但是在至今为止的时间里，却得到了普遍的赞同。我们必须要下一个结论，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会存在着一个明智的议会，除非这个议会只有一名议员。我们可以在议会中看到群体的普遍特征，比如头脑简单、情绪善变、容易受暗示、喜欢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导人物的主导作用。
可以说，议会具备了群体的普遍特征，也就连带着会犯群体犯过的大部分错误。
不过，因为议会成员的特殊构成，使得它也会有一些独特的表现，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2）议会的特征
议会最重要的一条特征，就是他们总是将意见简单化。
在所有的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
换句话说，这些党派总是把问题想的过于简单，常常会认为有一种方法能够包治百病。当然，每一个党派都有着自己的原则，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一定要把它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严重地代表着各种极端意见。议会总是有着特别天真的想法，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典型。
他们往往用教条和逻辑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糊不清的普遍观念，喜欢忙不迭地贯彻死板的原则，却不去关心事实如何。
在谈到他们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却并没有看清这场革命的实质。
在那些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引导之下，这些人以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却适得其反，让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采用的办法，与那些极端质朴的人有着同样的特点。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把拦在他们道路上的一切统统毁掉。不管他们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全都受着同样的精神的激励。
（3）议而不决的议会
议会之所以叫做议会，很大原因都是因为它只会展开议论，却很难拿出一个决定。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早在16世纪就已经存在。在负责选举教皇的红衣主教团中，总是会爆发各种各样的争执，选举教皇的工作也会因此而被无限期地拖延。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红衣主教们隐没在一个封闭的住处，他们不允许离开这里，直到他们作出决定，甚至连窗户都被封了起来，只允许食物进入秘密会议室。
当一段时间过去后，封闭的室内温度上升，闷热的气氛和需要换洗的衣服，更有益于他们尽快争吵出一个结果。当议程变得更加深入时，食物的质量和数量被削减了，数十位与会的肥胖的红衣主教们穿着恶臭的红色袍服，食物降至每日一餐，与严格的修道院里的见习修士的饮食标准相差无几。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教们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争吵。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议会中的成员，总是会受到暗示的影响。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而且像所有群体一样，这种暗示都是来自那些享受名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这种容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一种很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比如说，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因为这些问题总是和有势力选民的利益有关，像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问题，即使一个人有着天才演说家的口才，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
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会发出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反对建议，使意见的绝对稳定得到了维护。
不过，这仅仅是议会的一个方面。每当涉及到一般性问题，比如说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议会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
尽管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不过这却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
这种情形的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已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
于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他在一刻钟之内会做出相反的表决，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理由，在每届议会之中，都会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也存在着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大体上说，议会需要讨论的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领袖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而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4）议会中领袖的影响力
尽管议会总是吵来吵去，看上去总是以乌合之众的形式存在，但我们还是无法忽视领袖的作用。
在无数次的辩论中，每当涉及到一个问题，议员们又没有强烈的先见之明时，处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
在一些人看来，议会是体现着民主精神的地方，是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因此绝不应该存在着领袖或是强势人物。然而我们要说，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在议会中，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因为根据我们的理论，群体绝没有远见，因此，组成群体的人没了头头便一事无成。
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然而虽然是这样，议会还是与普通群体有着不同的地方，领袖的作用也远没有普通群体那么强大。
议会领袖的影响力总是处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题，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的名望。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因为什么情况威信扫地，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的魅力，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我们有着非常具体的例子。
在1848年国民议会的大人物中，路易·拿破仑在两个月之前还无所不能，转瞬之间却变得无足轻重。
着名作家维克多·雨果也是议会成员，此人机智幽默，极富口才，人们听他讲话如同观看喜剧演员的表演一样，但是他却并不能博得多少掌声。议员们不喜欢他的那些想法，尽管他们承认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最伟大的演说家，尽管他聪明过人、智力超强，却丝毫也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籍籍无名。
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有利。
如果一个人想要享有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崇敬，那么就必须要有急迫而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险消失，议会立刻就会忘记它的感激和受到的惊吓。
我们知道，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名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因此，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着名的众议员X先生在多年时间里因其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上次大选中由于某些金融问题而被击败，此事广为人知。然而他只消做个手势，内阁便倒台了。
这位X先生，我们要为他付出三倍于通常让我们付出的代价。主要是因为这个人，使得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岌岌可危，又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法国人甚至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X先生的谬论让法国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对于这种领袖，我们却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使我们损失惨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因为他顺应了民意，而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目前还远没有超越过去的水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因此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5）如何影响议会（上）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名望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这不仅体现在它对群体的影响力方面。
它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不用费力就能够得到，就像拿破仑一样，总是能用自身的名望去压制、去感染他人。当然，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样的名望，它也可能在后天得到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极短，也可能是一段遥遥无期的时间。
正因为如此，当一位领袖试图对群体进行说服的时候，除了应用到他们的名望之外，还应当掌握一些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
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他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胸，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
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向他们说话，要善于以激烈的排比句式、反问句式来振聋发聩。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应当具备特殊的辩才，这其中包括信誓旦旦的断言、排除掉一切理性的思考，以及生动鲜明的形象，并伴之以十分笼统的论证。
这样的演说家在世界各国的所有议会中都可以看到，即使是英国议会也不例外，虽然它是所有议会中最严肃的一家。
我们在英国众议院的争吵中可以不断看到，整个辩论不过是些软弱无力的大话和盛怒个人之间的交锋罢了。
尽管这种形式可能让我们觉得很荒唐，但让群众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笼统的断言，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即使它从未得到过证实，大概也不可能得到证实。
假如想要影响议会的成员，就要故作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离谱也不算过分。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
因此，在措辞的选择上，必须以能够唤起生动的形象为准。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们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这艘船的目的地，正是坐落着我们监狱的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把名声可疑的政客和目无政府的杀人犯关在一起。这对难兄难弟可以促膝谈心，彼此视为一种社会状态中互助互利的两派！”
如此唤起的形象极为鲜活，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会觉得自己受着他的威胁。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两幅画面：一片热病肆虐的国土，一艘可以把他们送走的船。而他们只要表示反对，不是也有可能被放在那些定义不明确的可怕政客中间吗？
在这种演说中，议员们体验到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发出威胁的演说给国民公会的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任何人都会向他投降。
假如你身为一名领袖，并且想要对议会施加影响，那么你就要记住，只要喋喋不休地说些最离谱的大话，就会对你产生莫大的帮助。
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那位政治领袖，当他在议会中大放厥词，以最离谱的断言来结束他的演讲时，基本上不会遇到强烈的抗议。
曾经有一次，这位政治领袖断言道，所有那些到处扔炸弹的革命者，都是金融家和神父们资助的。因此，大金融公司的总裁、那些身家亿万的资本所有者，都应当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被绞死。就是这种耸人听闻的鬼话，却得到了最热烈的响应与赞赏。
你务必要记住，这种断言永远会在人群中发生作用。再激烈的断言、再可怕的声明也不算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有效的办法。而在场的人绝对不敢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会被当成叛徒或其同伙打倒。
（6）如何影响议会（下）
类似危言耸听、大言不惭、信誓旦旦这样特殊的辩论术，在所有的集会中都极为有效。特别是在危难时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从这个角度上看，那些街垒演说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讲话，读起来都是十分成功，也十分有趣的，而他们的流程也似乎像经过同一个学校培训过一样。每一次演讲开始，这些演说家都以一副沉痛欲绝的面孔走上讲台，然后开始以缓慢而清晰的语句逐条地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紧接着，再对暴君破口大骂，最后发誓不自由毋宁死。于是在场的人都会站起来热烈鼓掌，等冷静下来之后，演说家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有人也许会问，难道所有的领袖，都是这样的信口胡言之徒吗？.
不过，偶尔也有智力高强、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是具备这种品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演说家中，罗伯斯庇尔可以算是他们的佼佼者了，然而即使是他的演说，也经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自相矛盾。只看这些演说实在搞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群体只需要这样的东西。
（7）议会的名望崇拜
可以说，所有成功的煽动者，其演说的内容都不过是一些教学法式的常识和废话、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即使在攻击和辩护的时候，所采用的观点也不过是些小学生的歪理。
它们的演讲中没有思想，也没有措辞上令人愉快的变化，更没有切中要害的讥讽，只有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只要是稍微具备理性的人，在经历过这样一次毫无乐趣的阅读之后，总是会不免长叹一声。
一个极端狭隘的头脑，再加上坚定不移的强烈信念，是一个人获得权力最基本的条件。一个人要想无视各种障碍，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因为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样的人物。
然而，即使一个人具备了这两点因素，还是不能够保证他会取得成功，因为在议会中，一次演说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几乎完全依靠他所具有的名望。
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如果一个演说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名望，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影响，即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表决的能力。
当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说者拿着一篇论证充分的讲稿出场时，如果他只有论证，他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在1890年的议会中，曾经有这样一位缺乏名望的众议员，他的一次演讲经历，就可以成为我们在这方面的最好例证。
当这个众议员走上讲台之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讲稿，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十分自信地开始发言。
这个人曾经自我吹嘘说，他能够让听众确信使他本人感到振奋的事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捧自己的论证，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认为面对他所引用的证据，任何反对都没用处。
于是他一厢情愿地开讲，相信其他议员们的眼力和判断力，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只会赞同真理。
然而当他一开口的时候，就惊异地发现大厅里并不安静，悉悉索索的噪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传了出来，这让他多少感到有些恼怒。
这个众议员一定在想：“这些人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这么不留意他的发言呢？对于我正在讲的话，那些众议员又在想些什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让这个或那个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呢？”
带着这样的想法，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情。于是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又提高嗓门开始发言，他加重语气，做出各种手势，然而周围的噪声越来越大，以至于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
于是他又停了下来，最后，因为担心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其他议员的哄笑，他这才又开始说了起来，然而只要他一开口，喧闹声就立即变得难以忍受。最后，这位议员不得不急急忙忙地结束了自己的演讲，仓皇狼狈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从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议员实在缺乏演讲方面的技巧训练，然而如果他能够拥有相当的名望，情形就会有极大的不同。
我们看到，当罗伯斯庇尔丧失了他的全部威信与名望之后，他便不再有机会出来表现他的口才。议员们不等他吐出一个字，就怒吼着将他的声音淹没，而且不留任何机会来让他提出指控。在大会主席的欣然同意下，一个又一个的演说者登上了讲台。罗伯斯庇尔刚想要为自己辩护，声音就被一阵阵的狂呼给压了下去。
600名受到压制的胆小议员，将几个星期、几个月里积累起来的一切怒火、一切委屈统统地集中了起来，向这个人劈头盖脸地砸了过去，而在此之前的时间里，他们甚至一见这个人就浑身发抖。
在几个小时之后，事情终于有了结果，罗伯斯庇尔被剥夺了法国公民权，并被投入了监狱。24小时之后，这位昔日法兰西政坛上风头最劲的演说家，最有权势与名望的独裁者，已经被人打烂了下巴，横躺在国民公会前厅的两条长凳上面，鲜血染透了他的衣服。
我们看到了名望的巨大作用，罗伯斯庇尔政治生涯的起伏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与这点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议会群体起起落落的情绪，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的研究中谈到它。
（8）游走在情感的两极
群体容易陷入极端情绪之中，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议会也具备群体的该项特征。当议会因为某种原因的刺激而变得极度兴奋时，它也会变得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什么两样，这时它的感情就会表现出总爱走极端的特点。
每当议会陷入了极端情绪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过失。那些议会中的议员们，也将不再是他自己，他会完全失去自我，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件里我们可以看到，议会是怎样严重地丧失了自我意识的，又是怎样让那些与自己的利益截然对立的建议牵着鼻子走的。比如说，贵族放弃自己不纳税、不当兵、可直接担任公职等方面的特权，无疑是个巨大的牺牲。但是在国民公会大会那个着名的夜晚，他们却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
又比如说，议会成员们放弃了自己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便使自己自己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而他们却迈出了这一步；这些议员们似乎并不害怕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虽然他们很清楚，今天他们把自己的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这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想法都无法阻止他们赞成那些已经把他们冲昏了头脑的建议。
这种无意识状态的到来，往往是极度突然的，议员们前一天还在极力谴责的东西，很可能在第二天就被通过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他们的混沌头脑，再也没有其他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情绪激昂的议会上，都会出现同样的无意识现象，尤其以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最为严重。
这些革命党人组成的议会，批准并下令执行一些他们引以为荣的措施。而那些措施不只愚蠢透顶，简直就是犯罪。
他们杀害无辜，杀害他们的朋友。在右派的支持下，左派全体一致，在热烈的掌声中提议将丹东定性为人民公敌，于是这位革命党人的天然首领，这场革命的伟大发动者和领袖，就这样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左派的支持下，右派又全部一致，在最响亮的掌声中表决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议会全体一致，在一片热烈叫喊的赞扬声中，在对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热烈的赞扬声中，不由自主地一再举行改选，使杀人成性的政府留在台上，让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刽子手主导法兰西民族的命运。
在牧月22日，整个议会通过决议，决定由刽子手来对议会进行“全面的清洁”。在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的最后一次发言结束后，议会又抛弃了他，将这位新时代的暴君送上了断头台。
这幅画面看起来昏天黑地，但它却十分准确地表述了当时的历史画面。议会若是兴奋和头脑发昏到一定程度，就会表现出极端的特点。它会变成不稳定的流体，受制于一切刺激。
在1848年，议会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极端多变性，一刻不停地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次的动荡中，议会多次因为自己的分裂、嫉妒和猜疑，也因为它的盲信和无节制的愿望而坠入地狱。
当议员们聚集在一起，议会的质朴和天真与它的普遍怀疑不相上下。
与毫无法律意识、不知纪律为何物的表现相伴的，是放肆的恐怖和幻想。
在这些方面，即使是乡下人和孩子也比他们强。
他们的冷酷和他们的缺乏耐心一样严重，他们的残暴与驯顺不相上下。这种状态是性格不成熟以及缺乏教养的自然结果。没有什么事情能让这种人吃惊，但任何事情都会让他们慌乱。出于恐惧或出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既能赴汤蹈火，也会胆小如鼠。他们不管原因和后果，不在乎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忽而灰心丧气，忽而斗志昂扬。
他们很容易受惊慌情绪的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沮丧，从来不会处在环境所要求的心境或状态中。
他们甚至比流水还易变，头脑混乱、行为无常。像这样的议会，我们又能指望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呢？
幸运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仍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解释了议会为何能够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其实，这些法律的作者都是极富学识的专家，他们是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拟订草稿的。因此，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的产物，于是这些法律当然就代表着最好、最健全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修正案把它们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时，它们才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群体的产品不管性质如何，与孤立的个人的产品相比，总是品质低劣的。专家阻止着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行不通的政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专家是群体暂时的领袖。议会影响不到他，他却可以影响到议会。
（9）议会的两大险情（上）
现在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既然我们了解到议会是如此的愚蠢，那么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议会必须存在，而且要永远地存在下去。
尽管议会的运作要面对所有这些困难，但它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
不管是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还是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
不过，在现实中，我们的议会制度极有可能导致两大严重的危险，这都是由群体的特性所导致的。我们需要在这里将它们指出来。
第一大危险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它是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产物。
假设有个议员提出一项显然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比如说，在议案中建议保证使所有的工人能得到养老津贴，或建议为所有级别的国家雇员加薪，那么，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其他众议员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选民，就立即会成为这一提议的牺牲品，他们绝不敢无视后者的利益，反对这种提议中的政策。虽然他们清楚这是在为预算增加新的负担，必然造成新税种的设立。但他们不可能在投票时迟疑不决，因为增加开支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如果投了反对票，当他们为连选连任而露面时，其后果就会清楚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这第一个扩大开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一名众议员没办法反对这种补助，因为它们同样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也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自己同僚的类似要求，才有条件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
（10）议会的两大险情（下）
议会将会导致的第二大危险，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这方面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但是却是十分真实的。议会总是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眼光短浅，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结果茫然无知。
这种危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没有逃脱这种危险。
我们必须要指出一点：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
首先，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他做一些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花销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大量的限制性法令的通过，才大大增加了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每增加一条限制性法令，就需要增加一批公务员负责执行它，或是让那些从前的公务员权力更大，议会不断地增加限制法令，就意味着对公务员势力的不断培养。
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就会成为一个新兴的贵族阶层，最终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
这样的前景殊为可怖，即使是一场革命，也很难动摇公务员的力量，因为在政府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因此才能永久地存在，永远地保存着他们手中的权力。
当一个人既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还能保有永远的权力时，那么他和那些实施压迫性专制的皇帝，又有何区别呢？不幸的是，就目前的形势看来，我们的公务员阶层，正在成为这样的专制力量。
如果议会不断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把最微不足道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那么就意味着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公民的自由越来越压缩，整个国家又将重回旧日的一片死气沉沉之中。在世界各国的政界与学界看来，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
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如果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的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
因此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最后就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许多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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