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接待过一个患有长期心理疾病的病人：马西娅。她当时二十多岁，患有忧郁症。马西娅对生活环境没有怨言，但整天闷闷不乐。她口袋里从不缺钱，而且接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但看她的打扮，却像是个贫穷多病的中年妇女，乃至是流浪街头的老抠。我清楚地记得，在治疗第一年，她穿着不大合身的衣服，衣服色彩也很单调，不是蓝色或灰色，就是黑色或褐色；她还背着帆布袋子，袋子色彩暗淡，老是脏兮兮的。她是个独生女，父母都在大学任教，他们坚持认为，宗教是穷人的鸦片。马西娅十岁时，和朋友们一起去教堂做弥撒，还遭到了他们的挖苦和嘲笑。
马西娅接受治疗之初，对父母抱持的观点深信不疑。她自称是个无神论者，坚信人类只要摆脱神灵的束缚，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有趣的是，在马西娅的梦境中，经常出现宗教象征。比如，她曾梦见一只鸟飞进房间，嘴里衔着用原始文字写成的神秘卷峡。显而易见，她的潜意识里，存在着渴望宗教的成分。
起初，我没有对其人生观和世界观提出质疑。在长达两年的治疗中，我们也从未讨论过宗教问题，谈话涉及的主要是她和父母的关系。她的父母富于理性，而且能满足她的经济要求，但感情上却同她保持着距离。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投人事业，却没有花时间陪伴女儿。马西娅成了心理的孤儿，成了典型的“不幸的富家子女”。她却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每当我提醒她，她其实一直被父母所忽视，她的打扮就像是个孤儿，她就会感到生气乃至愤怒，她说自己只是跟随潮流而已，而我无权批评她的装束。
对马西娅的治疗，是长期而缓慢的，不过在外表上，她却有了迅速而显著的变化。这主要得益于我们逐渐形成的亲密感，这种亲密感，不同于她与父母的关系。
治疗进人第二年时，有一天早晨，马西娅背着崭新的皮包，出现在我的治疗室里。她的皮包只有原先的帆布袋子的2/3大小，色彩艳丽而醒目。而且，正是从那一天开始，几乎每隔一个月，她都会添置一件色彩鲜艳的服装，有的是橘黄色，有的是鹅黄色，有的是淡蓝色，有的是深绿色，就像一朵朵鲜花次第开放。她倒数第二次找我看病时，显然对自身的改善大为满意。她说：“你知道吗？如今，我的心情改变了很多。我的装束和气质，也完全变了样。虽然生活环境没有多大变化，我依旧住在原来的地方，做的事也和以前大致相同，但我对整个世界的感觉却完全变了。我感觉温馨而安全，心情也比过去快乐了许多。记得我对你说过，我自认为是无神论者，我现在不那么肯定了。大概我根本不是无神论者。我心情愉快时，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这个世界其实有上帝存在，因为没有上帝，世界就不会这么可爱。’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仿佛置身在某个宏大的蓝图上。虽然对整个蓝图所知不多，不过我知道它的确存在，它是那样美好，而我是它的一部分。”
凯茜原来把神灵奉为一切，经过治疗，她不再相信神灵的存在。而马西娅原本否认神灵，是个无神论者，后来却相信上帝的存在。她们的治疗程序几乎一样，医生也是同一个人，最终的结果却显然不同。怎样解释这种情形呢？对于凯茜，心理医生显然有必要主动质疑其宗教观，以弱化上帝在其人生中的不良影响。而马西娅则不然，即使心理学家没有提出质疑，她的宗教观也会逐渐占据上风。我们或许会问：为使治疗取得成功，心理学家是否必须主动挑战病人的无神论、不可知论，甚至有意识地引导病人信仰宗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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