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波（原《经济观察报》设计总监、作家，近著《书与画像——一部个人化的阅读史》。）
要勇于运用你的聪明才智
——康德
与许知远截然不同的是，北大在我脑海里始终只有模糊的印象。
1997年深秋，我第一次去北大——当时我已从南方一个普通大学毕业，在机关工作一年后辞职——我有点矜持地走在北大校园里，小职员式的皮鞋擦着地上的落叶，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沙沙"声，校园很静。我真希望能碰见几个行吟诗人、校园歌手，可谁都没出现，倒是有些人在未名湖边读书，但远远看去很平庸。大约四点钟的样子，我站了一会，突然很思念我的父亲母亲，我开始不安地四处游荡起来，越来越饿，像个心不在焉的鬼影……后来我可能经过了燕园，在小路上差点给家属子弟的自行车撞倒，也许还在三角地布告栏撕过一个GRE培训班的电话号码，最后赶在日落之前出了南门，离开。
傍晚没有一点风，我一头扎到附近的麦当劳里，扎回到自己的生活……
三年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了许知远，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一篇接一篇地阅读许知远关于北大往事的文章——初读时，那些过于具体的细节、地点、符号、人名在我俩之间竟然造成巨大的心理隔膜，我的内心甚至涌现出某种不可名状的敌意，对那个陌生的人的陌生的青春记忆——显然，这个意志比我强悍得多的少年在大声地、甚至是霸道地宣告他漫长的青春期，宣告那些令他骄傲的迷惘生活，宣告那些溶解在未名湖里的惊心动魄……他语调出奇地亢奋和激动——这真令我吃惊！
后来，我只在费希特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里再次感受过这种语调。1804年，也是深秋的时候，青年哲学家面对柏林民众发表了题为“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的17次演讲，在同样的反理性时代，年轻人勇敢的舌头甚至比心灵的激情要更加敏锐、昂然有力，“用高傲的态度说出时代精神”（黑格尔）。
这里必须插叙一件小事：今年春天，我偶然读到李皖的《五月的鲜花》，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在给作者的信中说：“……《五月的鲜花》帮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我在另一个人的少年时代中发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所以一下子被《五月的鲜花》感动了……”但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文章，或者说还有和你截然不同的灵魂——你无法像阅读《五月的鲜花》那样对它产生共鸣，无法被温柔地感动，因为你在其中看到的是自己不曾有过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你无法通过感动的方式接受这种文章，你的内心要么被震撼，要么一下被刺痛了。
这时候，我渐渐能分辨阅读许知远文章时产生的那种隔膜和敌意是什么了——生性沉默的我，本能地觉得这个截然不同的少年说得太多了，太饶舌了……在我曾经生活的那个城市，我能从靠窗的座位看到不停东流的江水，闷热而潮湿的生活让我经常陷于迷思与幻想，夏天的瓢泼大雨掩盖、冲刷掉少年的低语，初恋的呢喃……粘稠的气候模糊了我对青春期的大部分记忆——这也许是个无聊的托词，但我无论如何记不清了，我的青春……我继续读着许知远的文章，他对北大生活越来越清晰而深刻的记忆、越来越激动地回忆令我越来越感觉不安，他在用他自己的生活、他理想化的青春生活搅乱我平庸的过去。慌乱之下，我笨拙地挖掘着有关北大的那些碎片一样的记忆，那天短暂的游历——可那只不过是北大普通的一天啊，未名湖像个无声的海，什么都不说，还有那些没有出现的诗人、歌手、好看的姑娘，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都让我沮丧。整个少年时代，我都感到沮丧：我似乎从未赶上过那些重要的成长事件，少年寻找灵魂、寻找艳遇的夜行、精神导游者神奇的出现、太阳下肆无忌惮的性幻想、纯真的诗会以及告别纯真的诗会……
在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博尔赫斯曾经不动声色地说过一句话：“图书馆里的诸君，年少时谁不是浪迹天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选文似乎隐喻了这句话，也隐喻了许知远1998年—2000年的写作状态：他一面迷失在阅读中，一面盘桓在青春里；他要么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要么是在返回校园的途中；有时候把青春搬到图书馆里，有时候把图书馆搬到青春的流放地……在这简单的循环中，勇敢的少年正在在建造他青春的理想国，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对这个名校毕业的家伙的敌意突然消失了，一点都没有了。那些具体的词语：“燕园”也好，“未名湖”也好，“孔庆东”也好，它们的具体意义突然消失了，对北大的清晰印象和地理符号上的熟悉也变得不再重要了。
我想，这个年轻人的善良和热情比他的张狂更加强烈——他一面写，一面在北方干燥的夏天里奔跑，告诉所有擦肩而过的孩子们，北方的孩子们，南方的孩子们，清醒了的孩子们，沉睡着的孩子们，“看，我们的青春埋藏在哪里……”
康德在评价费希特这位学生的时候说：“他是一位为真理献身的人，在他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语言的力量改善人们道德的天职时，他就不容反驳地说出一切事物的真理。”在年轻的时候说出“事物的真理”，这需要勇气——爱过，生活过，战斗过——那些勇敢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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