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消息刊出，立即在台岛引起轰动，胡适在台的一些朋友闻讯大为惶恐，生怕胡适受到国民党密布海外势力的打击或暗算。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的傅斯年迅速作出反应，与胡适一样认为胡思杜的言论不是出于本心，乃是共产党胁迫或蒙蔽的结果。为维护胡适父子的声誉并顾及胡适本人的政治处境，傅以胡适手下“斗士”姿态，于9月29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就他所知胡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为胡思杜解脱，谓胡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淳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最后，傅斯年说：“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大公报》上这一文，也不过一例罢了。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18]

　　胡思杜的檄文是否出自他自己的意愿和本人之手，或是他人强迫、代笔与修改，已无从查考。可考的是，此文经新中国成立后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等一流刊物转载后，迅速在大陆教育文化界产生强烈反响。——这是一个山雨欲来，海啸突至的信号。随后，相关机构发动北大文法两学院讨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主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系科联合举行“控拆会”，由俞平伯、杨振声、顾颉刚，以及自称与胡适有过七年以上交情的汤用彤、朱光潜等人“带头控诉”。随着倒胡、骂胡的巨浪翻转升腾，胡适过去的同事、朋友、学生等大小知识分子在惊悚之余，见风使舵，纷纷跳将出来揭发批判胡适的“反动罪行”，表示与这条“丧家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彻底决裂。未久，中共高层又弄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在集中力量对老少知识分子精神“洗澡”的同时，也把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人拉进来一并洗涮一番。[19]据1951年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北京通讯发布的消息说，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于11月16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参加学习的单位，由原定20个院校增至24个院校。另有研究机关如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所、卫生部和铁道部的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人数已由3000余人增至6523人。在讨论会上，北京大学汤用彤副校长说：“北大最近讨论胡适的问题，比较深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杨石先主任委员说：“我们已进行讨论张伯苓的问题。由于张伯苓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开学校，一般教师对他不了解，我们找了几位对张了解的人讨论。”又讯：“十一月十四日晚，北京大学汤副校长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谈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问题。通过老教授们的亲身体验，并着重从历来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会上发言热烈，罗常培先生并联系自己思想进行批判；特别是向达先生，反映历史系小组讨论时的情况，他们对胡适的学阀作风和反动行为举出许多生动的实例，作了感人的控诉，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南按：时汤用彤已改任副校长，马寅初任校长）同年12月，《新观察》刊发了记者肖离、王真的长篇报道，报道了京津高校6000多名教师参加运动的盛况，其中小标题有“批判胡适、梅贻琦”之语。这篇报道通过媒体的转载传到胡适手中后，胡对此极为重视，在附于日记的同时，又于文中多处加着重号，表示他内心的不服气与无可奈何之情。

　　只是，此时的中共高层对胡适还存在返回大陆的幻想，于呼呼作响的弹头射出之际，仍暗中派周鲠生、江泽涵等胡适的亲友，从不同渠道劝其返回北京“弃暗投明”。因了这一不为外界所知的缘由，批胡运动在掀了几个波浪之后，于1952年逐渐式微。中共高层在等待胡适回心转意，反水倒戈，但胡适对大陆或明或暗投过去的信息不理不睬，且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协防台湾，蒋介石集团得以保全，在美隐居的胡适心气也提高了不少，越来越坚定地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这一不识抬举的做法，为中共下一轮更加猛烈的批胡运动埋下了伏笔。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1）

　　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以美国为老大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封锁与夹击越来越严重的险境，在观望中等得不耐烦的中共高层，决心向胡适重炮轰击，一举将其轰翻在地，同时将残留在大陆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流毒”全部清洗干净以稳住新生的政权。于是，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再次引爆，其表面的导火索，则缘于一件奇特的由两个“小人物”引发的“《红楼梦》事件”。

　　1954年9、10月间，有两个分别叫李希凡和蓝翎的“小人物”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红学家，时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研究员俞平伯，看不到《红楼梦》伟大的反封建倾向，等等。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到正合自己的胃口，立即指令夫人江青去《人民日报》安排转载。想不到《人民日报》的掌门人不明就里，竟胆大包天、稀里糊涂地给予拒绝。随后，李、蓝二人再次发力，指控俞平伯的思想根源是胡适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应该彻底批判云云。此文再度引起毛泽东重视，认为要想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彻底清除中国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崇拜心理，就必须彻底根绝胡适作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在思想界形成的影响。于是，毛泽东突破红学本身的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壶（胡）地把矛头转向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思想余毒的批判，由此促成了在整个大陆各阶层宏大的批壶（胡）、倒壶（胡）、砸壶（胡）、摔壶（胡）等一连串的除壶（胡）运动。

　　此次批胡运动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扬两位著名“文化班头”与“奴隶总管”（鲁迅语）挂帅，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泽东，从而更加恐慌不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发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锐的、野蛮的炮火轰击。郭沫若一马当先，采取开会发言、与记者谈话，或亲自撰文等形式对胡适口诛笔伐。这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与本报记者谈话，谓：“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12月9日，《人民日报》以《三点建议》为题，再度发表了郭沫若于前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谓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是有点像双峰对峙，双水分流”，要求大家通过对胡适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批判，“深刻检查，随时警醒”。

　　郭沫若的轰击通过香港等左派报刊陆续传到美国为胡适所知，胡对郭的做法开始尚摸不着头绪并有些恼怒，后来仔细想想也就明白和释然了。对于郭氏的为人，胡曾对他的助手胡颂平说过这样一段话：“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20]当年郭沫若满怀喜悦之情拿着夹肉的筷子跳起来了，而如今却非常严厉地批判起胡适来。胡适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戏和作秀一样的被热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与当头棒喝。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2）

　　对于郭沫若的反复和善变，胡适有过若干次亲身领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在抗战使美时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之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胡适看到这首改诗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怀，但也仅限于“怀”，尚没有凭借自身的影响和权力进行反击和报复。[21]学术界人士看到的是，这年5月，胡适仍慨然主张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中，且在后来评委会审查中为郭大声疾呼，终使其过关斩将没有落选。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月后，81名院士选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一文，竟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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