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70]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正在广州与国民党军政大员策划阻止解放军前进的蒋介石闻之痛心疾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71]晚上，蒋氏以沉痛的心情独自步入黄埔公园的屋顶纳凉，心中“忧虑党国，不知何以为计”。[72]

　　10月8日，蒋介石接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电称：“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73]

　　10月10日，正是国民党的“双十节”，作为基督信徒的蒋介石于晨四时起床，早课完毕，仍感六神无主，不能自制，遂以《圣经》卜问国民党前途与自己的命运。一番凝神默祷之后，蒋氏闭着眼睛按住《圣经》随手翻开一页，而后用手指点在某处。查看内容，“得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74]《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

　　因了这条卜文，蒋介石神情为之一振，心中默诵：“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75]

　　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随之出山，在台湾与四川之间布置、指挥战事，并在大陆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63岁诞辰。

　　11月，桂系将领白崇禧指挥的子弟部队大部被歼，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与靠山被摧毁，遂于11月20日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后流亡美国。

　　11月30日，重庆陷落，蒋介石偕蒋经国乘机逃往成都。12月7日，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南按：3月孙科辞职，何应钦继任；5月何辞职，6月阎接任），率领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内的“国民政府”各机构从成都逃往台湾，“政府”迁台声明当天对外发表。

　　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枭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瑟瑟寒风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此时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正紧，为了逃命，蒋氏父子都来不及详细看一眼大陆河山。此时的蒋公没有想到，此一去，再也不能回到故国家园了。正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注释（1）

　　[1]《陈布雷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出版。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后，第二天，即11月1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作了如下报道：陈布雷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为可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丧事，定明日大殓。

　　四天之后，即18日，经国民党高层授意，陈布雷之死以“以死报国”的标题羞羞答答地报道出来，众人皆知陈氏乃自杀身亡。

　　关于陈布雷何以自杀，众说纷纭，或许从陈布雷的部下唐纵日记中能寻出点滴线索。1945年7月24日，唐氏日记载：“上午往见陈主任，彼满面愁容，为国忧惶！为政府威望日落而惧，为参政会纠劾孔祥熙、盛世才案处理困难所苦！”7月26日又载：“昨日在黄山与陈主任相谈甚久。余谓抗战八年，发生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的来源，一则由于历史的积病，一则由于人为不贰。……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精神，是不会有决心的，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布雷先生有感，喟然曰：‘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62、73]《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洪卜仁《黄金怎样从厦门运往台湾》，载《厦门商报·台商周刊》，2007年6月。

　　[4]《我的父亲》，蒋经国著，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

　　[5、8、9、10]《典守国宝七十年》，那志良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6、7]2005年12月4日，作者采访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记录。据说，当年那位劝李济的学生后来曾对人说：“没想到，阴阳差错，这个事李老师做对了”云云。对于此言，要探讨的地方恐怕很多，假如有先见之明，学者们知道南京解放后仍安然无恙，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论，这批文物则无须转移。如果不能预测南京城陷之后的状况，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论述的角度就有多种，其间的是是非非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并为世人所广泛接受了。

　　[11、12]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５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17]陈槃《师门识录》，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15]俞大綵《忆孟真》，载台北《联合报》副刊，1997年3月26、27日。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注释（2）

　　[16]陶希圣《傅孟真先生》，载台湾《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18]《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9]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

　　[20]《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1、24]《致傅斯年》，载《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22、26、27、28]《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蒋天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5、5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校订版。

　　[23、31]《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29]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载《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卜汝克临，即布鲁克林（Brooklyn）。韵卿师母，指杨步伟，字韵卿。

　　[30]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载《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32]陈寅恪《致郑天挺》，载《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徐高阮（1914—1969），字芸书，浙江杭县人，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颇受陈寅恪赏识。后参与政治，加入共产党，一度出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关押。出狱后因与与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李葆华等领导以及清华大学蒋南翔等之间存在尖锐分歧意见，被开除党籍，彻底绝了徐的从政之路。抗战军兴后，徐先后在沪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受业于陈寅恪、傅斯年等大师，在学术上多有创见发明，深得陈寅恪器重。1948年3月10日，陈寅恪曾为徐著作《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篇，文中追述徐氏校注此书的经由，并推许其“不独能恢复杨（南按：东魏杨衒之）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他日读裴、刘、郦三家之书者，寅恪知其必取之以相参证无疑也。”陈把徐氏之作与前三家并列，可见对徐的推崇与期待已超出常人。惜后因种种原因，徐终未成为陈的助手。1949年，徐赴台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山涛论》等著作问世。

　　[34]载《申报》1948年12月15日。

　　[35]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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