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北大接到这名单（北大应该抢救的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们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位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识的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成为一大悲喜剧。”[48]正是这类悲喜剧的出演，梅贻琦认为自己扔下清华园师生，单独跑出来封官晋爵是不道德的。且当时的梅贻琦志不在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手握清华基金的分量，而凭借这份厚重的基金，完全可另辟蹊径，实现重建清华的梦想。因而，那顶凌空飞来、说不定哪一刻又飘忽而去的教育部长的纸糊帽子，在梅贻琦看来不戴是明智的，而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他选择的正确。

　　当然，梅贻琦对自己未尽职责并“深感惭愧”的心理，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可能相符，对清华园师生来说就不见得吻合。或者说，清华师生对他的这个“惭愧”就不见得领情了，甚至一部分还表示反感，认为是矫情与荒唐的表现。此点从浦江清在日记中可看出一个大概，浦氏说：“上午出门，看黑板报消息。梅先生已飞京，与胡适等在京成立平津各院校迁移委员会。名称似如此，可笑可鄙。学校既不能迁，同人学生几全体在此，只有几位校长先生及极少数教授得到便利飞出去，还筹备什么南迁？是召集流亡教授，给予优待，我们留在这里的，便视同匪类了！读工字厅前教联会报，对于南京成立平津院校南迁委员会，大致讥评，并对于留在校内的态度不明的摇动分子加以警惕。”[49]

　　这段日记表明，留校人员对这个“南飞计划”与少数南飞人员并不买账，也不认同，且从心底里生发出一股抵触对立情绪。正因这一情绪，又繁衍出对校内态度不明的“动摇分子”加以警惕的敌对之心。而此时的“动摇分子”，不知对暗中射来的可怕的“警惕”眼光是否有所察觉，亦不知有多少此类分子最终南行。但可以想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解放军代表正式接管清华园，要想出走就难上加难。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些未能南行的“动摇分子”，与坐在清华静等解放军前来解放的“坚定”者，形成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族群，当初的“摇”与“定”，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块试金石面前，“摇”者成为“定”者监视和镇压的群鬼，而这一严重后果，是“动摇分子”们当初万万没有料到的。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1）

　　就在朱家骅、俞大维、傅斯年、蒋经国等人坐镇南京调集飞机全力“抢救”北平学人的短暂时间里，从北方飘入江南的风声越发令人慌乱和惊惧，蒋家王朝摇摇欲坠的迹象也越发分明，国民政府必须请求美国迅速投入大批武器装备与美元才能挽大厦之倾。在蒋介石授意下，孙科内阁紧急督请胡适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即刻出面与美国交涉，尽快争取援助，以为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打一剂救命针”。胡适闻讯，极不高兴地对助手胡颂平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50]坚决予以拒绝。尽管胡氏一举挥去了向自己头上飞来的两顶耀眼夺目的官帽，但他即将使美求援的风声还是传了出来，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12月18日，联合社与《申报》等新闻媒体专门就这一问题登门采访，胡氏以外交辞令答称“外传种种，绝对不确”，但没否认蒋政权遭遇的重大困难和希望外援的急迫。当天联合社发出的电讯称：“北大校长胡适表示，蒋总统将继续剿共战事，惟无外援恐难长期作战。胡氏认为中共为苏联型共产党，与之组织联合政府，结果必蹈捷克复辙。胡氏并称，吾人固欲和平，即总统亦然，惟不能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和平。”当记者向其询问对于大局与国共和战意见时，胡以沉重的语气答道：“和比战难，和比战也许难十倍，难百倍。”[51]

　　这组消息透出蒋家王朝独木难撑与蒋、胡等人决心困兽犹斗，反共到底的同时，也暗含了胡适将出使美国求援的可能。只是此时一切或明或暗的动作，都无法挽回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颓局，正可谓“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随着战事越来越糟以及国民党高层相互倾轧，包括朱家骅辞职，梅贻琦拒不入骰，傅斯年血压高涨即将病倒等一连串事件发生，原来沸腾火热的心渐渐冷却，再也没有人主动出面组织赴平“抢救学人”之事了。此一计划随着国民党军的溃败与李宗仁集团逼迫蒋介石去职下野的呼声高涨而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历史使命。

　　1948年年底，淮海战场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北平城破在即，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决定辞庙下野。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蒋氏通过行政院突然任命心腹干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倾全力经营台湾，为国民党撤退作准备。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对此，被晾在一边的李宗仁后来曾满腔悲愤地抱怨道：迫于解放军步步进逼的形势，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我当了代总统。因蒋暗中操纵掣肘，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蒋“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前已言之，陈诚于1948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又说：“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元五亿上下。”正是蒋的这一切安排，“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52]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2）

　　在蒋介石眼中只是一个摆设或替罪羊的李宗仁，面对这种糟糕的天命人事，以及即将全面崩溃的局势，也只能是旱地的歪子（又称土种气蛤蟆）撑肚子——干生气了。曾出任国民党新闻局局长的董显光在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对此段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董说：二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产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二月二十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53]

　　就在蒋介石与李宗仁两巨头争风吃醋、较劲斗法，各怀鬼胎又各不相让，蒋骂李“娘希匹”，李骂蒋“王八蛋”之时，一个天崩地裂、改朝换代的大时代业已来临。

　　1949年元旦，共产党通过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就在这个元旦之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适与傅斯年聚会一室共度岁末。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瞻念前途，满目苍凉。思前想后，两位书生不禁泫然涕下。

　　三年前的1945年7月，傅斯年等六参政员赴延安访问，临别时毛泽东专门托傅向胡适老师问好。此前毛与傅谈到自己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时，曾向胡适请教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回到湖南长沙所办的自修大学，还是胡适给出的命名云云，因而毛对胡一直心怀感激。傅斯年回重庆，把这一消息传给在美国的胡适并于媒体披露。胡适与毛泽东自北京一别，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一直未再见面，想不到这位中共领袖在农村组织革命数十年而没有忘掉自己，想来也真是不易，胡适心中颇有些感动，盘算着该给这位“我的学生毛泽东”写点什么，于是，便有了如下一电：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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