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它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处于对中国道教的推崇与迷恋，李约瑟取了“十宿道人”等三个道号，自诩为“荣誉道家”。[13]李氏在论述道家对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时，没有忘记对20年前的冯文旧事重提，并毫不客气地对冯友兰那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进行尖锐批评，称之为“年幼的悲观（YouthfulPessimism）”，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人并非如冯友兰所断言的对外界自然无兴趣”[14]等。

　　1943年6月4日，李约瑟完成了对四川成都、乐山一线几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访问，在战时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陪同下，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于五通桥搭乘一条盐船沿岷江漂流而下，于次日下午到达李庄码头，随之进入坐落在李庄镇中心禹王宫的同济大学校本部进行考察交流。

　　同济大学自昆明迁川，主持筹划和负责大局工作的是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校长周均时。周氏早年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时，与第二次赴德留学的朱家骅同学，期间还结识了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甚至后来的中共领导人朱德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并与之结为好友。1924年，周氏归国，先后执教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均时临危受命，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并负责大学南迁事务。无论是同济大学在昆明还是在李庄期间，周均时按照同济是中国唯一一所用德语教学的高等学府，并肩负沟通中德文化交流重大使命这一特点，积极主张在抗战期间仍然要尽可能地吸取德国的先进科研成果，为国家培养堪当大任的实用人才。只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等地相继沦陷，国学大师陈寅恪生死不明，西南联大爆发学潮。消息传到李庄，与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时期交情甚厚的周均时，颇为孔氏家族的霸道与陈寅恪等文化知识界人士的命运不平，遂以激愤之情，亲自鼓动、带领同济大学师生上街游行，共同声讨“飞狗院长”孔祥熙及家人的恶行，并将同济大学的行动和言行通电全国。在重庆的蒋介石通过孔系人物暗中相告与挑拨，大为恼怒，认为周氏煽惑学生，有意给当局制造难堪。一气之下，便通过陈立夫把持的教育部，撤销了周的同济大学校长职务，调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一职由刚从德国归来不久的丁文渊接替。

　　丁文渊（号月波）乃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四弟，江湖上号称丁老四。192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后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考试院参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事等职。珍珠港事件后，随着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邪恶轴心国宣战而被招回国内，代替周均时来到李庄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尽管丁文渊和丁文江属于同胞兄弟，但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这位丁老四在学问和为人处世等诸方面，都无法与著名的“丁大哥”相提并论，尤其是人品道德，可谓与“楷模”丁文江背道而驰，被世人广为诟病。

　　丁文渊一到同济大学，除不遗余力压制正义力量和学潮，还经常干些鸡鸣狗盗、见不得人的恶事、丑事和上不了台面的龌龊事，出任校长不到两年，就被同济大学的童第周、王葆仁、唐哲等24位知名教授告垮弄翻，成为教育界的反面教材和一个教训。当时在同济大学担任招生委员的李清泉（李庄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周均时校长是学土木工程的，曾在德国留学和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被围时，他曾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但对德皇威廉第二和纳粹党很反感。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虽在国外多年，却没有洋气息，没有穿过西装，一顶旧呢帽不知戴了多少年，已成了暗褐色。他用人标准讲究德才兼备，聘来的教授、讲师，大多是国内的知名人士。后来接替他的丁文渊校长就与他刚刚相反，官僚架子十足，是蒋帮的一个文化特务。他在李庄郊外购有住宅，出入不管远近都要坐轿，每天所着西装都要换上几次，一副假洋鬼子像。对比之下，印象很深。解放后我才知道周均时校长自李庄卸职后回到重庆，即被蒋帮把他关在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杀害。虽已事隔多年，思之令人凄怆不已。”[15]

　　李清泉回忆此事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难免沾染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其他旁证材料看，丁文渊在李庄同济大学的所作所为，令大多数有正义感的师生深恶痛绝应是事实，但要说是一个“文化特务”，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认定。周均时离开李庄赴重庆后，亦没有被关押，仍在重庆大学任教，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继而遭枪杀，是1949年的事情。一个刚正不阿的著名学者最后竟惨死在蒋系特务的枪口之下，惜哉！[16]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李约瑟一行进入李庄禹王宫，受到同济大学以丁文渊为轴心的领导层热情欢迎和接待，李约瑟在《四川：自由中国的心脏》一文中写道：“该大学校部也在一座庙里，但该庙不供奉孔夫子，而供奉大禹，他是传奇式的灌溉工程师。他在古代向中国人传授水利和防止洪水灾害的知识。从演讲台上人们可以俯瞰下面漩涡翻滚的棕色奔流江水。在露天的大厅里，学生集合听专题讲座。”[17]在访问期间，李氏一行对同济大学各学院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并对教学设备和师生情况进行了解，李氏亲眼目睹了战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在这里，同济的物理系和化学系艰难度日，因为如同武汉大学一样，他们的仪器大多在轰炸中和从东部运来时受损，但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该校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协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位波兰人。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设备精良，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18]

　　尽管同济大学其他几个系没有工学院特别是测绘系那样欣欣向荣，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做出了不少之为学界瞩目的成绩。在同大迁来李庄之前，川南一带流行一种当地人称之为“麻脚瘟”的疾病，患者一经染上该病，即从脚部开始发麻，伴有呕吐、腹泻等症状，当麻的感觉蔓延至人的胸部以上，立即死亡。当地百姓因不知为何犯病，以致谈“麻”色变。同大医学院迁来李庄不久，一天晚饭后，迁往李庄的宜宾中学37名师生在聚餐之后突然发病，校方震动，特邀同大医学院唐哲教授前去诊治。唐教授经初步会诊，认为是一种钡或磷的化学物质中毒。后经同院的杜公振教授与邓瑞麟助教通过对动物反复实验和研究，终于查清“麻脚瘟”的病因是由于食用盐中含有氯化钡化学成分造成慢性中毒所致。病源找到了，病魔很快被降伏。消息传出，李庄人民奔走相告，拍手庆贺。唐、杜两位教授和邓瑞麟助教的研究成果《痹病之研究》，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一项研究成果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整个川南民众对此甚为感佩，宜宾专署参议会专门组织乡民舞动狮子龙灯前往同济大学致贺，大红的旌表书写着：“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令誉日隆。”当李约瑟闻知这一故事后，如同受益的李庄与川南人民一样，对同济医学院教授们所表现出的情系劳苦大众的精神和杰出的医学研究成果，从内心生出了一股敬佩、感念之情。

　　此次李庄之行，李约瑟还拜会了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朋友童第周，“并用法语进行了极为难得的长谈”。[19]从李约瑟的记载看，当时童第周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热情，使他于惊讶中大为钦佩。

　　190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乡村的童第周，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1931年入比利时比京大学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生物学，不久转做达克（Dalcq）教授的助手。据童第周回忆，布拉舍教授生病后，由达克教授负责实验室的工作，“他让我试试，结果我把青蛙卵子膜顺利地剥去了，达克教授让美国人来看，大家很高兴，并祝贺我。以后达克教授什么工作都叫我做，如染色、实验画图等。1931年暑假，达克教授带我们到法国的海滨实验室去做海鞘的实验工作。海鞘的卵子膜（相对于青蛙）更难剥去，他让我把海鞘的卵子膜去掉，我也顺利地去掉了，在那里做实验的技术工作都是我的事。一年后，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工作，实验结果非常好。每年到海滨实验室工作的人很多，其中也有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每年实验结束，都要将实验结果开个展览会，我的实验结果也被展出，给李约瑟博士很深的印象”。[20]就在这个海滨举办的几届展览会上,李约瑟与童第周相识并成为朋友，当李约瑟看罢童第周的实验，对这位来自东方的瘦小个头留学生赞美道：“年轻的中国人，有才华的中国人！”[21]

　　1933年，童第周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其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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