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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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报道：刘汝明之轻弃张家口，固然是一大原因，但还有其他错误因素存在。首先是刘氏“留其主力于张家口之南，散驻宣化、涿鹿、阳原、蔚县，早作退逃之布置，而遣其杂色部队与敌军对抗……南口特别紧急时，汤恩伯曾电刘，请将其驻涿鹿、怀来附近之某团，向南稍为移动，必要时请其增援，刘亦始终未与复电。刘之主力尽在后方，张北敌人反攻之时，刘不调其主力赴前方，而反向汤恩伯请兵。……涿鹿为刘汝明基本部队所在，而日机竟未曾以一弹相加。”“但是刘汝明之‘不坚决抗战可以缓和日军进攻’之迷梦，终被日军不客气的重压所粉碎。日伪军节节进逼张家口，……傅主席为大局起见，不得不移南口待命出击之师，反戈以救张垣之急，刘至此始仓皇调其后方基本部队及炮兵至张垣应战，而大势已去，……张家口以西铁路，被日军截断，傅主席所部亦大半作冤枉之牺牲。八月二十五日夜间，‘满’军先头部队入张家口，刘部仓促败退。自此日军的目的已达，无利用刘汝明之必要，向之对刘部后方异常亲善之日机，至此成群结队轰炸宣化、涿鹿、蔚县等地，其所用炸弹，尤大于炸汤恩伯者云。”（《察绥晋诸战役》，载《文汇年刊》，1939年出版。）

　　对于南京与社会各方面的问责，刘汝明并不服气，许多年后，退到台湾的刘氏曾著文为这段经历辩解，认为自己尽到了一个军事指挥官的责任，军队弃守溃败与自己无关，外界盛传的一切皆是嫉妒自己的军队将领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之流造谣与挑拨离间所致。在提到范长江时，刘说：“一天，副官递入一张访客名片，上书‘大公报记者，十三军顾问范长江’。我请他进来，交谈不久他即说中央不是真抗日，我顿觉很不中听……范又向我请求两件事，一、由他来负责组织察省民军；二、借给他几千元作为组织费用。我与范素不相识……且范言论乖谬，我只回答他待我与汤军长商议后再作决定。他居然又要先借一千元，我当即允应。那时我尚不知范是共产党，才肯借钱给他。后来，范擅自往各县组织民军，许多县长纷纷向我请示处置，范对那些县长说，十三军是中央军，我们是‘杂牌军’，着县长支持他，准他组织民军。我命令各县长，倘范长江强要组织民军，就将他捕送省府，范听说我要捉他，就逃走了。”又说：自此范长江怀恨在心，“我离开察省后，他说我在张家口一枪未放，一人未伤，便告弃守。张家口战役由八月十八日到廿七日历时十天，我旅长马玉田、团长刘田均于是役阵亡。此外，旅长李金田，团长刘居信、李凤科均重伤，营长以下军官伤亡二百三十员，士兵伍千一百多名。张家口战役的详细经过及人证，以下尚有说明，由上列伤亡数字已不难想见当时官兵浴血奋战的壮烈情形。但范长江居然说我一人未伤，一枪未放。走笔至此，不禁痛骂范长江丧尽天良。”（《刘汝明回忆录》，刘汝明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

　　刘汝明的辩解是否属实，此时已无人再顾及了，但从南京政府给予的撤职留用处分看，当时的社会舆论与国民党军政高层对刘氏的所作所为，恐怕少有好感。傅斯年所得消息，正是多方面综合情况的反映。

　　[5、12、13]杨天石《1937年：没有在存亡时刻选择投降的蒋介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下同。

　　[6]《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7]《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林洙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

　　[9]《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下同。

　　[11]《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15]《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6]《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著，岳麓书社出版社2003年出版。

　　[1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19]

　　此等情形和心境不只史语所独有，在长沙临时大学亦有相同者。据当时在南岳临大文学院任教的钱穆回忆：武汉沦陷后，“某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送。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南按：冯友兰）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不啻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

　　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

　　这段往事，除说明当时确有一部分青年人，因自己的政治观念与志向，不愿与国民党合作，瞒着锅台上炕，越过炮火连天的抗日前线，远赴尚处于寂静之中的延安山沟和窑洞。这个插曲同时也点中了钱、冯二人各自的性格与政治观念的穴位，暗含了十年之后，毛泽东为什么说国民党蒋介石只能控制“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而冯友兰却留在大陆，紧跟政治形势，左右摇摆，见风使舵，结果落了个晚节不保，灰头土脸的下场的人生密码。其实，以芝生惯用和天生具有的为人处事的骑墙与迎合帝王的性格，日后之悲剧，在此即显露并注定矣！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

　　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际，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1]

　　面对日渐衰退的学术阵营，傅斯年决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入所，除充实所内实力，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的，就是“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以为国家学术事业延续香火。恰在此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

　　王氏以学识渊博名冠一时，当年在他的协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不仅在济南郊外成功地发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还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史语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该会委员。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关系，作为山东籍的傅斯年与王献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王献唐得到某机构的资助，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继续学术研究。王氏不远千里来到此地，除与史语所几位主要人员有故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处有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几十万册藏书可供参考。

　　与王献唐一同前来的屈万里，1907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启蒙后由取得生员功名的父亲屈鸿生亲自授读古文，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屈万里自郁文学院辍学返乡，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给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从图书馆馆员一直做到编藏部主任。其间屈氏开始阅读馆藏文字学书籍，并随王献唐学习古文字，学业大进，后决心治甲骨学。抗战爆发，在济南沦陷的前夜，屈万里主持将馆藏书籍先运往曲阜，再运至四川乐山秘藏，随后迁往重庆。1940年任职中央图书馆，1942年辞职，随王献唐辗转来到李庄板栗坳深山蛰居。由于屈氏此前已有较厚的甲骨学功底，傅斯年决定让其补到史语所三组，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９次发掘之后，董作宾把主要精力用在前９次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中。据统计，前９次发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经过墨拓、登记、编号，选出3942片，于1935年编辑完成《殷墟文字甲编》（以下简称《甲编》）图版部分。按照计划，与图版相对应的还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编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即对图版加以考证和解释的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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