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此处主要叙述吴宓到清华园的情形。据云，当时东南大学管理完善，学风甚好，学生颇为上进，为各方所瞩目。吴宓在日记中载：“又适为东南大学前后多年优秀之两班学生”正为自己所教，乃深受鼓舞，“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是故宓尝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者，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期出版，亦以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且每年增开新课程。”（《吴宓与陈寅恪》）由此可看出，吴宓当时确是意气风发，颇有一番作为的。

　　1923年下学期，由于一个意外插曲，使吴宓最终与清华结下了渊源，也使他的事业达到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高峰。这个插曲的制造者就是后来在文坛大名鼎鼎且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治华，也就是后来颇有文名的梁实秋。

　　这年下学期开学之后，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本年毕业留美）学生梁治华（字实秋）等几人到南京东南大学游览、参观，顺便听了吴宓的几堂课，梁为吴之风采和学问倾倒，回到清华后作出了积极反应。据吴宓日记载：“梁君本人，连听宓课两三日。适值宓讲授《欧洲文学史》，正至卢梭之生活及其著作。梁君回校后，即在《清华周刊》中著论，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又述其听宓讲卢梭课，宓预先写大纲于黑板，讲时，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及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哉！云云。”

　　梁实秋的文章发表后，在清华引起了较大反响，也引起了立志改革，正准备办国学研究院的校长曹云祥重视。鉴于东南大学俊彦云集，士气高昂，整个学校蒸蒸日上的态势，曹校长没有采取挖墙脚，强行将吴拉入清华的打算与行动，而是引而不发，静静地等待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1923年夏天，刘伯明代校长郭秉文主持校务，秋初赴湖南讲学

　　；积劳成疾，10月27日陡感头痛，以后诊断为脑膜炎，医治无效，20余天后去世，年仅37岁。刘伯明的英年早逝，全校师生为之悲痛。吴宓曾撰一长联哀悼。据《吴宓日记》载：随着刘氏的溘逝，“事变纷来。本年（一九二四年）四、五月之交，校中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于是诸同道如梅（光迪）、楼（光来）、李（思纯）诸君，均散之四方。”此时的吴宓自然“亦处不可留之势，一再审思计议，卒于五月底，决然就聘奉天东北大学”，为英语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大纲》等课程。一直暗中关注吴宓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得知东南大学变故与吴宓人生转折后，适时向吴伸出了橄榄枝，吴接到聘书自是心中欢喜，乐意回母校任教。待一个学期结束，吴宓便决然地离开东北大学，来到他曾生活过八年的清华园，开始了一生最为辉煌的事业。作为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吴宓为了实践新的办学宗旨，特别提出并通过了聘任教授及讲师的严格标准：(1)受聘者必须具有中国文化之全部知识。(2)必须具备正确和精密的科学研究方法。(3)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果。(4)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期其于最短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和治学方法。此一标准不可谓不高，而吴宓也确实是以此高标准聘请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教授和讲师李济。其标准和操作过程令后人为之钦佩的同时，也为一个大师消失的时代至堪扼腕。

　　[26]《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7]《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王国维受清华之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生活所迫与溥仪“小朝廷”的喧嚣混乱。据顾颉刚回忆，最早推荐王国维至清华是他向胡适提出的。顾在《我是怎样编的》一文中说：王国维“以南书房行走的名义教溥仪读中国古书。溥仪出宫，这个差使当然消失；同时，他又早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导师的职务，两只饭碗都砸破，生计当然无法维持。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于这年（1924）十二月初写信给胡适，请他去请清华大学校长曹某，延聘王国维到国学研究院任教。胡适跟这个校长都是留学生，王国维又有实在本领，当然一说便成。”

　　从胡适保存的资料看，顾说不妄，有书信为证。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静安先生清宫殿俸既停，研究所薪亦欠，余月入五十元，何以度日。曾与幼渔先生谈及，他说北大功课静安先生不会担任，惟有俟北京书局成立时，以友谊请其主持编辑事务。然北京书局不知何日能成立，即使成立而资本有限，亦不能供给较多之薪水。我意，清华学校既要组织大学国文系，而又托先生主持此事，未知可将静安先生介绍进去否？他如能去，则国文系已有中坚，可以办得出精采。想先生亦以为然也。清宫事件，报纸评论对于先生都好作（多）尖酸刻薄之言，足见不成气候的人多。”《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由此看出，顾信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甚至酝酿前，说是他首先向胡推荐王国维入清华并不为过，而从胡与曹云祥书信来往可知，胡正式荐王任教国学院都在此信之后。但从整个过程看，荐王之头功，还属于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迁幽居”的诗句。按陈的弟子蒋天枢解释：陈诗中的前一句，来自《昌黎集》嘲鲁连子诗，诗云：“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田巴兀老苍，怜汝矜爪觜”。胡适乃安徽绩溪人，盖胡怜王氏之身世处境，荐入清华也。（《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

　　另，当时住在天津张园的溥仪，身边一帮旧臣随从仍阴魂不散，相互倾轧，斗法争宠。与王国维亦师亦友的罗振玉在角逐中渐渐败下阵来，不再受宠。而郑孝胥等一帮孤臣孽子借此得势，开始在“皇上”身边出谋划策，发号施令，整个张园“小朝廷”充满了无休止的争论、表演、欺骗与榨取，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之下，已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的逊帝溥仪，整日沉浸在一连串的热闹、烦躁、激动、梦想、失望、希望、滑稽之中不能自拔。耳闻目染这种环境和人事，王国维大为苦恼，于是较痛快地答应了清华之聘。此事在王氏给友人蒋汝藻的信中可见得分明：“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南按：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慢，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蒋汝藻回复曰：“顷知已毅然决定，为之颔首不置。从此脱离鬼域，重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几篇有用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王国维全集?书信集》，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或许，王国维这一无奈中的选择，不只对他自己是个解脱，对中国文化而言亦算是一个大幸运吧。

　　[28]《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9]《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0]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贰陆》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31]《胡适的日记》，第3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2]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载《吴宓纪念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33]转引《主角与配角》，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载《梁实秋散文》，第一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35、36]《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37]《梁任公先生演讲词》，载《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38]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据云因倾慕明末清初顾炎武之行事、志向，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国学造诣极高，以能文善论著称于士林，被时人誉为最著名的国学家与金石家。此人对时势政治亦特别感兴趣，堪称革命家，为当时文坛政界备受瞩目的名士。其受业弟子多一时俊杰，如著名的钱玄同、黄侃、沈兼士、胡以鲁、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沈尹默、马裕藻、吴承仕、黄子通、刘文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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