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那不勒斯四部曲 > 失踪的孩子·那不勒斯四部曲4
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我完全束手无策。莉拉也没想到他会这样,我们已经习惯于一种想法:米凯莱不仅不会碰她,而且如果有人敢碰她的话,他会把那人杀了。因此我没办法叫喊出来,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马尔切洛把他弟弟拉走了,马尔切洛在推搡弟弟时,莉拉嘴里冒出了鲜血和用方言说出的威胁(“我会杀了你的!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两个死定了。”),马尔切洛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莱农,你可以把这个写到你的下一本小说里,假如她没明白的话,你告诉莉娜,我和我弟弟真的已经不喜欢她了。”
莉拉的脸肿了,我们解释说,她忽然晕倒了,摔了一跤。这个解释很难说服恩佐,他一点儿也不相信我们说的,首先是我的版本——因为我太激动了,一定会让他觉得没一点儿说服力和底气,其次莉拉一点都没费劲儿去说服他。当恩佐表示他不能接受这个解释时,她很厌烦地说,事情就是这样,他就闭嘴了。他们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使莉拉说了一个很明显的谎言,那也是唯一的真理。
我和几个女儿待在家里。黛黛很害怕,艾尔莎觉得难以置信,伊玛一直在问我:人的血都在鼻子里吗?我很失措,也很愤怒。我时不时会下楼去看看莉拉怎么样了。我想把蒂娜带上来,但那孩子很不安,她看到母亲的状况,手忙脚乱地照顾着莉拉,不想离开她妈妈一分钟。她在轻轻地给莉拉脸上涂药,把一些金属小玩意儿放在她的额头上,想让她的头疼缓解一点。我把几个女儿带下楼,想把这当成诱饵把蒂娜吸引上来,但这只能让情况更加复杂。伊玛想方设法也想加入到照顾莉拉的游戏中,但蒂娜一点儿也不愿意让步,黛黛和艾尔莎试着取代她,她会很绝望地叫喊起来,是她妈妈生病了,她不愿意让任何人照顾。最后莉拉把我们都赶走了,包括我,她说话声音那么大,我感觉她已经好多了。
实际上,她很快就恢复了。而我没有,我的气愤先是变成了怒火,后来成了对自己的鄙视。我没办法原谅自己在暴力面前的不知所措。我对自己说:瞧瞧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假如你没办法对付那两个混蛋,你为什么要回这里生活?你装出一副民主阔太太的样子,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你喜欢在报纸上说:“我生活在我出生的地方,我不想失去和现实的联系。”但你太可笑了,你已经早就失去了和这里的联系,假如闻到污秽、呕吐物和鲜血的味道,你会晕倒。我想着这些事,同时我脑子里涌现出我无情回击米凯莱的情景:我打他,抓他,咬他,我的心跳得很快。报仇雪恨的狂热过去了之后,我想:莉拉说的对,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写东西,而是为了回击那些伤害别人的人,用语言来回击拳打脚踢,还有死亡的威胁。当然,她脑子里还残存着我们童年时的梦想:成为一个使用语言就像使用利剑的人,通过写作获得声誉、金钱和权力。但我早已经知道,现实中,一切都要平庸一些。一本书、一篇文章可以制造声音,就像古代的战士在作战前制造的声音,但这和真实的力量以及没有尺度的暴力并不相连,这只是一种表演。无论如何,我想采取行动,弄出一点声音,希望能伤到别人。有一天早上,我来到楼下,我问她:“你知道什么能吓到索拉拉兄弟的事情?”
她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有些懒洋洋地看了看四周,回答说:“我给米凯莱工作时,我看到了很多文件,有些东西是他亲手给我的,我把那些文件研究了一下。”她的脸色发青,她做了一个疼痛的表情,用很粗鲁的方言补充说:“假如一个男人想要一个女人,他的欲望那么强烈,他都没办法说出来他想要,这时候,即使你让他把那东西放在热油里,他也会放进去。”然后她用手扶着脑袋,使劲儿地摇晃着,就好像那是放着骰子的锡罐。我意识到,那时候她也很鄙视自己。她不喜欢自己不得不用那种方式对待詹纳罗,那样说阿方索,还有把她哥哥从公司赶走,她也不喜欢自己刚才说的那些口无遮拦的话。她受够了,一切都让她受不了。但后来她好像感觉到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她问我:
“如果我把材料给你,你会写吗?”
“会的。”
“东西写好了之后,你会发表吗?”
“我不知道,也许吧。”
“怎么样才会发表?”
“我得确信写的东西会伤到索拉拉兄弟,而不会伤到我和我的女儿。”
她看着我,很难做决定。然后她说:“你帮我看一会儿蒂娜。”她从家里出去了,过了半个小时,她带回来一只花布包,里面装满了文件。
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前,这时候蒂娜和伊玛在小声说话,她们在地板上专注地玩着布娃娃、马车和马。莉拉从包里拿出了很多纸、她的笔记,还有两个很破旧的红皮本子。我很好奇地翻看了一下那两个红色的本子:里面是方格纸张,用小学生一样的笔迹很仔细地记着账,上面的注解充满了语法错误,每一页都签着一个姓名的缩写“M.S”。我明白,那就是整个城区都知道的曼努埃拉·索拉拉的红本子。那个本子虽然非常危险,但听起来很迷人——或者是因为危险而迷人——那是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反复听到的“红本子”。如果要换一个词来描述它,比如说“账本”,假如换一个颜色,它就不会那么激动人心。曼努埃拉·索拉拉的本子像一个绝密文件一样让我们激动,因为它是众多血腥事件的核心。我现在终于见到它了,那是学校用的那种系列笔记本,就像我之前用过的那种,非常普通,很脏,边上和页面下面都已经卷起来了。我忽然意识到,回忆也是一种文学加工,也许莉拉说得对:我的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那都是很糟糕的故事,这些书很糟糕是因为它们条理清楚,是用过于考究的语言写成的,因为我没办法模仿现实的凌乱、扭曲、不合逻辑和反美学。
两个孩子在一边儿玩儿——她们有时候会吵架,我们也会怒斥她们,让她们安静下来——莉拉把她搜集的材料放到我跟前,然后跟我讲了这些材料的意义。她把这些材料简述了一下。我们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一起做一件事情了?她看起来很高兴,我明白这是她希望我做的。那天结束时,她带着那个布包又消失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研究那些笔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在“Basic Sight”见面。我们关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坐在电脑前,那就像一台带键盘的电视,这台电脑和她之前给我和几个孩子看的机器很不一样。她摁下一个开机的按钮,把一个长方形的深色盘放到了灰色的模块里。我很忐忑地等着,在屏幕上出现了一些跳动的亮光。这时候莉拉开始用键盘写字,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虽然这台机器也是用电,但这和我平时用的打字机一点儿也不一样。她用指头轻触灰色的键盘,她写的那些字默默出现在屏幕上,字的颜色就像刚发芽的青草。她脑子里的那些东西,记录在她大脑皮层上的东西,奇迹般地被倾倒了出来,显示在屏幕上。
那种力量,即使是出现在屏幕上也还是充满力量,经过电化学信号的刺激,很快就转变成了光。我感觉,上帝在西奈山上授予摩西的十诫,当时的情景大约就是这样的:无法触摸,非常可怕,但有一种很绝对、很纯粹的效果。我说,太棒了!她说,我教你。她开始教我,屏幕上耀眼的文字开始变长,我说的话、她说的话,还有我们的讨论都出现在深色的屏幕上,绝不拖泥带水。莉拉在写,我在旁边修改。她会用一个按键把写错的地方抹去,用其他键把大片的文字向上,或者向下移动,她动作很快。但很快,莉拉改变了主意,会重新改一遍,一眨眼的工夫,她就把这里的东西挪到那里,或者删除。不需要笔和纸,也不需要像打字机那样要换纸,屏幕就是唯一的纸张,上面也没有任何修改过的痕迹,还是同一张纸。虽然我们写的是索拉拉兄弟在半个坎帕尼亚大区干的那些脏事儿,但那些字迹都完美无缺,每一行都整整齐齐,让人感觉到很干净清爽。
我们一起工作了好几天。我们写的那些东西,通过一台吱吱嘎嘎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简直就像从天而降。莉拉很不满意,我们又拿起笔开始改,费劲儿改了好久。她很易怒,她对我寄予的希望太大了,以为我能回答她的所有问题,她觉得我无所不知。但是她很生气,因为每写一行,她就发现我对这个大区的地理、地方关系、市议会或银行的内幕,还有犯罪和刑罚等等一无所知。奇怪的是,尽管如此,我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没为自己还有我们的友谊这么自豪过。“我们应该把他们毁掉,莱农,假如这还不够,我就亲手把他们杀了。”我们的思想在发生强烈的撞击,仔细想想,这是我们的思想最后一次相互交融,慢慢变成一个思想。最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一切都已经结束,东西写好了,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她又重新打印了一份,我把我们写的东西放在一个信封里,把它寄给了出版社主编,让他拿去给律师看。我在电话上跟他说,我想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让索拉拉兄弟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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